年前，一位朋友转来一份国外的书评，介绍伊格尔顿的新书《后理论》。一看标题我就乐了。西方学术界“后”此“后”彼，越来越彻底，现在轮到“后”理论了。下一个是什么？后人类？后地球？伊格尔顿在说他的事，我在想在中国出现的一些“后”事。 理论似乎在一步步地离我们远去，我指的，和伊格尔顿一样，是文学理论。前些天，我们一批北京的同事，到一个远离学术中心的河南南阳开会。目的有两条，一是了解文学理论在一些离学术中心较远的地方的遭遇，二是与那儿的老师们交流对这个学科发展的一些看法。在会上，一位当地的老师提出：为什么现在文学理论课难教，学生不愿意听？ 这个问题看来哪儿都有。当然，老师的讲课能力有不同，有的老师也能把这门课讲得让学生欢迎。但是，这门课难教确实是事实。文学史讲历史发展，对作品进行分析，引导学生读一些有定评的文学名著；文学批评讲最新的文学动向，讨论引起普遍关注的文学现象，这些课程有吸引学生的材料。当然，我们也在谈论文学终结。如果学生对文学本身都不感兴趣，那么，文学理论教师与文学史和当代文学教师处境相同。然而，在那些喜欢文学的学生中，仍有很多人对理论不感兴趣，文学理论有自己的特殊困境。 其实，不仅学生如此，许多研究人员也是如此。文学理论曾仿佛一个母学科，与其他学科有生成作用。在这个学科中，曾聚集许多极有才华的青年学子。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几乎整个80年代，学术界最热点的话题，都与文学理论有关。学术界讨论形象思维，讨论主体性，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讨论科学方法与文学研究的关系，讨论现代西方哲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等等，文学理论研究者都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说文学理论研究者，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当文学理论的话题成为社会的中心话题时，许多哲学、美学、伦理学、历史、政治、心理，甚至物理学、生理学、人类学等学科中关心文学话题的学科都参加了进来。从90年代起，当文学理论不再成为显学时，则出现一个反向运动。这时，许多原本职业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开始关注政治、社会、历史和哲学的话题。这种状况愈演愈烈，以致出现一种局面，这些文学理论研究者在研究一切，就是不研究文学理论。或者，这些人在读各种各样的书，就是不读文学理论方面的书。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走出去。那么，出走以后怎么样？学术制度所形成的划分，可以是思想的家园，也可以是思想的牢笼。出走可能意味着冲出牢笼，但又可能意味着失去家园。本来，一门学科当然不能是封闭的，研究人员在学科间走来走去也是必要的。一个常住的，可以自由地走进走出的地方，就是家园；而一个常住的，但不可以自由地走进走出的地方，就是牢笼。但是，近些年来在文学理论中所出现的情况，却有点像在集体大逃亡。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这个学科还能成为思想的家园吗？走出与走进还能维持平衡吗？ 谈论文学理论的，都在关心一个问题：教材。过去，有两本教材曾产生过巨大影响，这就是以群本和蔡仪本。这些年来，新的教材，有人统计，有四百多本。但是，一方面，教材越出越多，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喊缺少教材。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说教材“缺”，究竟是什么意思？最起码有两种意思：其一，当我们要上这门课，或者组织某种考试，需要规定一本教材作为参考书时，发现没有合适的。其二，我们翻看现有的教材，觉得有很多重要的内容应该写而没有写进去。那年代，有中山装和毛服就可以了，现在的人，总觉得衣柜里还缺一件衣服。于是，新教材一套一套地写出来，就像新服装一款一款地设计出来一样。其实，问题还在于没有作出一种区分，人们所写出的只是适应一定教学时间、一定的学生水平和需要的教材而已。在编教材时，有可能出现一种体系的追求，但那只是教学体系而已。这原本并不暗示某种理论体系，但人们总是有一种不自觉的倾向，要将两者当成一回事。既然被当成一回事，于是也就俱荣俱毁。一方面，由于学科设置方面的原因，形成了庞大的教学市场需求，大批的教材应运而生，支撑着一种文学理论研究的“繁荣”。另一方面，对教材之间的大同小异，对文学理论教材与文学活动的实践间的脱节的抱怨，也就变成了对文学理论存在本身的谴责。 还是回到那位老师的问题，文学理论难教。进一步说，搞文学理论费劲。这些年，理论变化很快。再打开当年的那些文学理论教科书，会发现其中所讨论的所有话题，例如形象、典型、形象思维、文学与政治关系、文学与社会关系，等等，都好像已经陈旧，不再提了。搞文学史的人，经过多年资料积累，有了扎实的知识基础，对于所从事的学科逐渐有了通盘的把握，积数十年之功，成了一个大家。而从事理论的人，则在逆水行舟，有越来越跟不上、顶不住之感。直接用国外的，不甘心，又有许多用不上之处。从事原创，又由于处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概念之间，自身定位不明，带来许多语境上的困难。没有合适的语境，就“无以言”，说出来不是人家不懂就是自己怀疑。 然而，理论还是会存在的。对于“理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理论”一词在希腊人那里是“看”，后来变成对于对象的本质的“沉思”。因此，当本质主义的思路受到质疑时，就出现“后”理论的威胁。但“后”之后又是什么呢？文学还在继续。说文学终结，不等于说，文学已经终结。就像强调人是要死的，只是深化生的意义而已。文学终结论会强化我们对文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性质的认识，而不是来一次判决。后理论，会深化我们对文学理论与文学关系的认识，深化我们对适应教学实际需要的教材体系与文学理论研究之间关系的认识，但文学理论还是会存在的。对于“理论”，也许另一个解释更有意义，这就是，它是行动的一部分，或我们通常说的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走出与走进，一时会出现不平衡现象，但终究还会在一个新水平上走向平衡。教材越编越多，与理论研究会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语境的问题，在一种磨合的过程中逐渐成形，当然还需要一番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