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0X(2003)06-0004-07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我国近代民族学、人类学的先驱。他于1926年冬发表的《说民族学》一文，是我国现代民族学的奠基之作。[1]1927年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并由大学院筹办中央研究院，1928年后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下分法制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四个组，他又兼任民族学组的组长。民族学组承担了下列课题：(1)广西凌云瑶族的调查及研究；(2)台湾高山族的调查及研究；(3)松花江下游赫哲族的调查及研究；(4)世界各民族结绳记事与原始文字的研究；(5)外国民族名称的汉泽；(6)西南少数民族研究资料的收集。[2]在蔡元培的主持下，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先后对广西瑶族、台湾高山族、黑龙江赫哲族、湘西苗族等作了民族学调查，完成了《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颜复礼、商承祖）、《台湾番族调查报告撮要》（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林惠祥）、《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凌纯声）以及《广西瑶歌记音》（赵元任）、《仓洋嘉错情歌》（于道泉）、《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凌纯声、芮逸夫）等等。[3]这些民族学调查及其报告中，包括民间文学的田野收集与学术研究。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像文学领域、历史领域一样，呈现出百花齐放、繁花似锦的景象。到30年代初，中央研究院的民族调查，特别是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4]和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的公布，宣告一个有别于北大歌谣研究会派、文学人类学派、“古史辨”神话学派、俗文学派的民间文学流派——“民族－社会学派”诞生了。[5]赫哲族的调查报告，调查者虽然未能记录下“伊玛堪”这类具有史诗性质的赫哲族长篇叙事诗的全文，但毕竟记下了19篇“伊玛堪”的故事梗概，成为中国学者第一次进行的赫哲族民间文学田野记录。湘西苗族的调查报告，最初是在中央研究院主办的学术期刊《人类学集刊》上发表的，完整的调查报告，则是在两作者去了台湾十多年后，以《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的书名，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47年出版的，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是调查报告，下册是用国际音标记音的方法在湘西苗族中收集记录、并译成汉文的苗族民间传说、故事和歌谣。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由北大歌谣研究会倡导的那次歌谣运动，主要是以在朋友和读者中征集的办法收集民间文学作品的话，那么，凌、芮的湘西调查，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有计划、上规模的实地科学考察记录。论者说：“从30年代起，凌纯声曾先后到东北赫哲族、湘西苗族、浙江畲族和云南彝族等地区调查，……他把由蔡元培开创的田野调查与书面文献相结合的民族学研究传统带进了神话学领域。”[6](P12)事情正是如此。 “七·七”事变后，中国的半壁江山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北方和沿海的许多大学，都被迫转移到了大西南。长沙、昆明、贵阳、桂林、柳州、成都、重庆，麇集了大批的人文科学家和作家、艺术家。中央研究院也转移到了四川南溪县的李庄。西南成为战时中国的学术中心。在民族危亡之际，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精神力量，在此新的形势下，民族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们，纷纷把注意力投向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活态的民间口头文学，并以各自的成绩，大大地拓展了以往仅仅根据文献来研究中原文化和阐释国学的畛域，丰富和提升了我国的社会人文学科的品格。民间文学从来没有如此受到学界的重视，也从来没有对人文社会科学发生过如此强有力的影响。 活跃于三四十年代的许多社会—民族学家，都是在国外受的学科教育，国难当头激励了他们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表现在学术思想上，他们既接受了西方的民族学理论，又希望把外国的理论与我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在研究中，对西方人类学民族学不同学派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综合”意识。受到德国民族学更多影响的陶云逵提出：“我们颇希望功能与体相派的生理学、腺学、体格学式的研究法去研究边疆民族文化。但是功能或体相研究的大前提是在知道其文化形态之后，因此，历史重造派的详尽的文化形态描写也为必不可少的入手步骤。我们须得综合各法，择善而取，以应当今之需要而树百世之基。”李济也主张“要研究人类学，中西名词和中西观念都要融会贯通。因此不论是西洋玩意儿，还是中国固有文化，只要与研究论题有关，都得采用。进一步说，只要与研究论题有关，不论哪种资料，哪种学科，都可以毫无顾忌地拿来使用。”吴文藻、杨堃、凌纯声、黄文山、孙本文、芮逸夫、江应樑等许多学者也都主张和实践了学术探索的“综合取向”。这种“综合取向”在当时民间文艺学领域里的社会—民族学派学者们中间，也成为研究的主流。 春城昆明，集中了一大批原本从事西南民族社会文化和转向西南民族社会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当地学者有楚图南、徐家瑞、方国瑜、蒙文通、李霖灿等。顾颉刚也于1939年受聘于云南大学讲授中国上古史。外来的学者中，有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们，如闻一多、朱自清、游国恩、马云逵等；有中央大学的民族学家马长寿；有中山大学（后又迁至广东坪石）的人类学、民俗学家们。杨成志主持的文科研究所里，有陈序经（后转到南开大学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西南社会文化）、罗香林、江应樑、岑家梧（后转到南开大学，再转到大夏大学）、王兴瑞、罗致平等学人。可供发表民族学和民间文学调查与研究文章的学术刊物也有好几家，如《国文月刊》《西南边疆》《边政公论》《边疆人文》《边疆研究论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