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0-0460(2003)06-0030-07 在20世纪，中外哲学、美学和文艺学的理论建构终于完成了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演进。当然，中外理论的这一建构进程是不同的。西方沿着前主体性、到主客体对立的主体性、再到主体间性的轨迹推移，而中国的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则沿着古典主体间性、到主体性再到现代主体间性的轨迹发展。[1](P95-106) 完整的主体间性是由两个层面构成的，即外在主体间性和内在主体间性。在近几年的文艺批评语境中，主体间性实际上指的是外在主体间性，即主体通过观念与视角的转换，将客体转化为能够与之交流和对话的另一个平等的主体，从而消解在主体论中难以克服的主客体对立性，弥合长久以来横亘在主客体之间的那道深深的裂沟。或许与西方哲学美学中的主体间性偏重于外在主体间性以及20世纪人类普遍认同的生态主义思潮不无关系，外在主体间性似乎更多地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和高度的重视。当然，由主客体之间对立、对抗与征服的关系演进到主客体之间作为两个主体之间的共处、交往与对话的关系，这样的意识、视野和姿态对我们重新审视文学艺术的性质与功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然而，外在主体间性毕竟是主体通过“外视角”面向和对待客体世界时，所呈现出来的主体间性的外层面而已，它并不是完整的主体间性。当人们完成了对主客体之间对立关系的消解之后，必定要面对一个对于美学和文艺理论而言也许是更为关键和更为根本的问题，这就是主体通过“内视角”面对自身内在世界时，如何对待多重自我之间的冲突的问题。 在美学和文艺理论中，作为主体间性内层面的内在主体间性，指的是在创作过程和接受过程中，主体如何将多重自我之间的相互冲突、对立转化为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质问与论辩，实现多重自我的共存与整合、扬弃与超越。显然，审美或文艺活动作为人类的一种超越性的精神活动，不仅要实现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遇合与对话，消解主客体之间的对立与对抗，从而满足人类深层心理中的“物我一体、天人合一”的象征欲求；而且，自我主体的解放、升华和超越更是文学的功能所在。因此，主体间性美学和文艺学应当构起一种完整的主体间性的理论框架。 主体间性的理论探讨，除了外在主体间性，还要沿着内在主体间性的轴向，深化多重内在主体间性理论，因为如果不存在多重内在主体，就不存在内在主体间性。所谓内在主体间性，实际上就是多重自我之间的交互关系。在主体间性美学和文艺理论的视野或框架中，多重自我之间不是或不仅仅是相互矛盾、对立、压迫或吞噬的关系，而是在文学活动过程中，双重或多重自我“主体”之间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通过拷问与论辩，最后实现自我主体的解放与超越。这种多重自我主体之间的“主体交互性”，基本上发生在自我主体的“内宇宙”中，其中虽然也会涉及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但是当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之间在存在的、本体的层次上进行对话时，这种深层次的对话往往转化为自我主体自身多重自我之间的对话和论辩，亦即外在主体间性转化为内在主体间性。以下几类自我主体是主体间性美学和文艺学应当关注的、具有普遍性的内在主体。 一、理性主体与感性主体 理性主体与感性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主体交互性”的一种情形。最早认识到人类自身存在这个矛盾的人，可能是柏拉图。在柏拉图眼中，人本身就是由灵魂和肉体两个部分构成的。灵魂属于理性界，是人的本体，是主宰；肉体属于感性界，只是“影像”或摹本，是此在。感性界是虚无的、罪恶的、丑陋的，理性界才是不朽的，是人的原初的家园，也是人最终的归宿（回家）。这样，柏拉图就把人的自身分裂为双重的自我，即理性自我与感性自我，它们之间总是处于矛盾的、隶属的关系。由于灵魂（理性）是主宰的和不朽的，因此人具有追求理性的本能。感性自我不能总是停留在无节制的享乐和生命的冲动之中，而是要向永恒的理性界“飞升”。同时，人还具有生殖的本能，即肉体生殖与灵魂生殖，它们源于人追求不朽的愿望。但是肉体生殖属于低级的生殖，它负责人种的繁衍；而灵魂生殖所创造的则是智慧、美德、诗歌等，属于真正的生殖。“世间有些人在灵魂方面比在身体方面还更富于生殖力，长于孕育灵魂所特宜孕育的东西。这是什么呢？它就是思想智慧及其他灵魂的美德。一切诗人以及各种技艺中的发明人都属于这类生殖者。”[2](P270)显然，灵魂生殖与肉体生殖的区别，正是理性与感性的区别的具体体现。因此，在柏拉图的“前主体性”的理论框架中，理性与感性是作为一对肯定与否定的范畴存在的，理性主宰感性，感性必须向理性“飞升”，使人最终成为理性人，这才是“一个人最值得过的生活境界”。[2](PZ73) 柏拉图肯定理性、否定感性，但并没有把二者分裂开来，在自我主体中两者是共存的关系。两者之间虽然存在着本体与摹本、高级与低级的区别，但是两者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并非是绝然不可能的。只是到了以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先验理性为代表的近代主体性时期，理性与感性才被一道无法弥合的鸿沟分裂开来。康德视隶属本体界的理性与隶属现象界的感性之间为不可调和的关系，从此理性自我与感性自我之间的共存与对话的可能性就此被切断。其后如费希特、谢林、席勒、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等等都试图跨越这道鸿沟，但都无功而返。譬如，与康德同时的席勒就曾试图以平等的“理性冲动”和“感性冲动”来化解感性与理性之间不可融合的本体与现象的对立关系。 席勒认为，理性冲动与感性冲动其实是人的本能中的“两种相反的要求”，“前者要求绝对的实在性，它应当把一切凡是形式的东西转化成世界，使人的一切潜能表现出来；后者要求有绝对的形式性，把一切凡是世界的存在消溶在人自身之内，使人的一切变化处于和谐中。”[3](P74)席勒认为，人经由“游戏冲动”这个中介，理性与感性这两种对立的但又是平等的冲动就能融合起来，实现主体的完整合一，从而进入“第三王国”，即“审美王国”。席勒认为这就实现了完美的、自由的人：“只要这样两种特性结合起来，人就会赋有最丰满的存在和最高度的独立和自由，他自己就不会失去世界，而以其现象的全部无限性将世界纳入自身之中，并使之服从于他的理性的统一体。”[3](P80)由于席勒是在主客体理论框架中审视和调和理性与感性的对立，所以他并未能解决双重主体之间的关系。但是，他已经触及到了外在主体间性的论题。这实际上是主体在文学活动中运用自身的抽象与投射两大基本心理机制，将世界主体转化为另一个自我主体，借此满足主客体之间物我同一的深层象征欲求。[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