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4)05-0066-06 根据专书作语言研究，通常定位在共时平面，忽略其中语言现象的历史背景，这样，可以在一个相对确定的范围之内发现不少有价值的材料。如果要在专书的研究中引入历时的分析，一般是把两种或几种不同时期的专书作对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以一种专书为基础范围展开历时的分析研究吗？这样做的价值在哪里？本文尝试就此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作一些探讨。 一、共时、历时及其关系的认识 以专书材料为共时对象、以不同时期材料展开历时研究的指导思想，主要源于索绪尔的语言时间观。索绪尔说：“有关语言学的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有关演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1]（119页）在语言研究中提出共时和历时的概念及其区别，使我们注意到产生于不同时代的语言材料之间的系统差异。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差异，去探寻语言系统本身的变化。语言系统建立在共时的基础上，是对语言的静态认识的结果。动态的历时研究其实是把若干个静态现象串连起来的描写或者分析，正如索绪尔所说，共时和历时之间存在着相互的依存关系[1]（127页）。核心思想仍然是共时的研究。 但是，一种有生命的语言，总是处在变化中的。不论出于有意还是无意，语言运用中各种新的说法随时随地会产生，引起语言的渐变，这也是语言生命力的一种表现（注：虽然这种偶发性变异大多在系统的规范作用下被匡正了，但总有一部分被保存并且流行开来。）。因此，我们在共时理论指导下通过对某个时期的语言状况描写所得到的静态，只是一种相对的稳定状态，由此得到的共时关系也是相对的，绝对的共时关系只存在于理论上（注：在这方面，人口调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口具体状况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人口调查以某一个时点的人口状况作为调查对象，从而获得一个共时的人口状况数据。绝对的语言共时系统其实也应该用这样的手段获得，比如以某一天中人们活动最活跃的某个时点为准，汇集所有在这一时点上出现的语言形式。但是，语言的使用具有随机性，并非所有存在的语言形式（如词语）在某一时刻都会被使用，因此，真正的共时语言系统还应该以某一时点人们所可能使用的语言形式为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得到一个绝对的共时描写。）。因此，我们一方面可以把某个时段的汉语，比如现代汉语看成共时的范畴进行分析，同时却也可以说“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发展”之类的话，甚至在现代汉语的范围内作历时研究。这引起了我们对索绪尔语言时间学说的重新思考。对此，朱德熙先生有非常深刻的论述，他说：“德·索绪尔区分共时的和历时的语言研究方法的学说，给本世纪的语言研究带来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积极的方面人所共知，用不着说。消极的方面，指的是由这种学说导致的把对语言的历史研究和断代描写截然分开，看成是毫不相干的东西的倾向。”[2]陈保亚先生则提出了语言研究的“泛时观”，表达了同样的思考：“泛时语言学认为共时与历时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研究共时系统的同时参考历时因素，在研究历时演变的同时以共时结构为基础。”[3] 语言事实告诉我们，处在某一共时系统中的语言成分，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产生的，而是通过漫长时期的筛选、累积、融合而成的。因此，可以反过来说，在一个共时系统中保存了以往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相关成分，我们可能在一个语言的共时平面中看到来自不同时间层面的丰富的历史遗存（注：俞理明曾以《太平经》中的“者”作为考察对象，根据此书中反映不同发展阶段的“者”的用例，讨论“者”从名词之后向定中之间的变化过程。参《〈太平经〉中的“者”和现代汉语“的”的来源》，见《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四辑。） 。具体说来，我们关心在这个系统中，构成句子的实质材料及其相互关系都是来自哪一个时代。因为语言研究的核心任务之一是描写共时系统并揭示其运行机制，这也是索绪尔的核心思想。自然，要达到这些认识可以有多种考察步骤和观察角度。本文尝试在一种专书的范围内展开汉语词汇的历时研究，并讨论这样做的价值。 二、共时系统中的历时层面及其分析 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利用唐代高僧义净(635-713)翻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以下简称《破僧事》）（注：其中的“根本说一切有部”，为小乘二十部之一，是佛陀灭后三百年，由上座部分出，此后犊子部等部又由此部分出，故对于由其所分出之诸部而言，称为“根本”。“毗奈耶”为三藏之律藏的音译词。“破僧事”则反映了本经的具体内容，即分散僧众之事。）一书作专书词汇分析。该书二十卷，约15万字，主要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反映了释迦牟尼与其堂弟提婆达多之间发生的各种斗争，纪录了早期佛教的许多史实。全文语言浅显平易，绝少生僻用语，可读性极强。以该部佛经为研究语料，基于笔者对其口语价值的认可。 在分离出全书所有的词语之后，我们利用现有的成果和研究手段，考察每一个词语的早期用例（注：其中会有一些误差，比如没有真正找到早期的用例，或者某些词语产生较早而文献记载较晚；另外，有些古文献中出现的用例可能是后人改入的。该项工作最大的难点在于处理字与词的关系、词的认定上。但是这些问题存在于所有的同类研究中，而且数量不会太大，对我们观察汉语词汇演变的大势的影响有限。），然后，区分为佛教用语（注：此处所谓的佛教用语包含佛教术语和佛经中专用的人名、地名和物名等专名用语。它们是佛经文献的宗教氛围和异域氛围的形成者。）和一般词语（注：排除了佛经用语，这些一般词语似乎可以看作是当时汉语的相对稳定的基础部分。）两大类。由于佛教用语的专门性以及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上的限制，不大适于作为本研究试图对汉语词汇作全程历史分析的依据（注：当然，它们的存在，肯定会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但是本文对此暂不考虑。）。因此，我们的讨论暂不包括这部分词语，只是将《破僧事》中的一般词语作为当时词汇系统的一个抽样样本，即把它们看作一个独立的词汇系统。按这些词语的文献初见例以先秦、两汉、六朝、隋唐（注：此据向熹先生《简明汉语史》的分期。其中，先秦含上古前期和中期，两汉为上古后期，六朝为中古前期，隋唐为中古后期。这里需要交代的是，有的词从产生来看来源于先秦，但其意义在后代有了变化，对这些成分，本研究仍然归入了先秦类。由于篇幅限制，此处没有详细交代处理细节。）四个时期分别归类，并进行统计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