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4)01-0136-05 “传意”，是人们将信息及意义传递给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中的对象，以实现信息共享、意义表达与理解的一种行为（注：“传意”是新兴学科核心术语“communication”的汉译用语，在中国大陆一般译为“传播”，在港台地区一般译为“传意”。笔者以为，在语言学领域，从语言作为符号的功能出发，从中国言意之辨的研究历史出发，使用“传意”一词更为准确，也更能与历史衔接。）。意义依附的载体形式既可以是语言的，也可以是非语言的。语言符号自身所具有的符号功能及解释符号的功能，使之成为最实用有效的符号系统，成为表达与理解意义时所使用的最重要工具。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和交往方式的不断复杂化，传意过程也越来越复杂，如何提高语言传意的效果，成为人们日益关心的问题，对语言传意进行专门研究成为近年来的新课题[1](P1)。目前的传意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我们以为将典籍注释纳入语言传意研究的范围之内，可进一步拓展与丰富其研究。 一 从语言传意研究的状况看，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均是从人与人之间的言语交际活动开始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一些不满结构主义静态语言研究的学者，将研究的注意力转向语言的互动性上，逐步建立起言语交际理论[2](P25)。其特点就是用语言学的知识解释人际交流的过程和结果，以及人们如何使用语言、理解语言和影响语言的发展。西方言语交际学的研究，在80年代的中国也得到了呼应。 80年代初期，吕叔湘先生已意识到对语言的研究应多途径进行，强调要加强语言的动态研究。他说：“静态分析研究很重要，是根本，但是不应当到此为止，用一堵墙把自己圈起来。语言不存在于真空，语言是供人们使用的。研究人们怎样使用语言，这就是语言的动态研究。”[3]此后关于语言动态研究的专著、论文不断多起来，刘焕辉《言语交际学》就是这一时期研究的代表。90年代关于语言动态研究的影响逐渐扩大，1996年在澳门召开了“语言与传意”学术研讨会，1997年出版了交际学系列丛书。目前，以言语交际作为语言传意研究主要内容的格局基本形成。研究的主要问题可以分为两大方面： 1.分析言语交际的过程，提出交际构成的基本要素，形成多种看法。如一些学者提出交际包括言传与意会两个环节[4](P44)；一些学者提出交际包括参与者、动机、语言及环境四个要素[5](P30)；有学者提出传意有五要素[6](P5)；有学者从传意的交互动态特点出发，提出有六要素[7](P2)；有的则将西方几种传意模式结合起来，提出传意有九要素[8](P17)。学者们研究差异的出现，在于各自关注的研究焦点不同。四要素说，关注交际时环境所起的作用，以及交际者的心理因素对交际的影响。六要素与九要素，更多关注交际的互通性及人们使用语言符号的编码与解码问题。 2.分析影响传意的基本因素，探讨提高语言传效的途径。学者们认为语言传意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他们对这些影响因素曾做过不同程度的分析与总结。一些学者提出了主客观因素说（注：这种观点是在交际构成四大要素的基础上提出的，认为对交际产生影响的因素一方面来自交际动机、心态等主观因素，一方面来自交际环境等客观因素。）。一些学者使用“噪音”的形象说法，将影响传意效果的要素分为六类（注：六类噪音包括生理学噪音如口吃、耳背等；心理学噪音指羞怯、紧张等心理状态；语言学噪音指语言歧义；物理学噪音指交际环境中与信息无关的信息；社会学噪音指交际双方的不同社会背景所引起的传意问题；文化噪音指不同的文化背景带来的传意问题等。参见丁煌《交际信息学》，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页。）。一些学者从传意的构成、语言的理解与接受、社会因素、物理因素、文化差异等角度提出了所谓的内外在因素影响说[6](P203-212)。 学者们的这些论述，使我们感受到中国语言传意研究正呈现出体系化、理论化的趋势，不仅实现了对以往静态语言研究的超越，拓展了语言研究的新空间，也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仔细分析目前研究的状况，还存在如下这样两个显著的问题： 1.从研究对象上看，基本限于对双方同一时间段意义传递活动的研究，对其他形态的语言传意现象关注不足。包括对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双语或多语的传意行为关注不够。对较为复杂的多层次、多环节的历时性的语言传意研究不足，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广泛存在的典籍注释这种语言传意现象关注不足。 2.在理论上，主要借鉴和吸收西方语言传意理论，较少挖掘和整理古代的民族的语言传意理论，更少去与古代相关的语言传意理论相衔接。如前所述的传意构成“五要素说”，直接借鉴的是美国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五W”经典性学说；“六要素说”也是借用信息论创始人香农的学说而来，较少分析中国古代的相关学说。 语言传意研究需要不断走向深入，不断拓展其研究之路，如果说这是学者们的共识，那么如何拓展，则需我们不断进行反思。如果从中国语言研究的传统与现代研究相结合的角度看，王宁先生于1996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思路——从古代典籍注释出发，研究古代典籍注释的语言传意问题[1]。 二 “中国古代最早的传意工作是注释——一种帮助沟通的语文工作”[1]。注释这种传意工作不仅影响大，持续时间长，而且古代学者还以之为对象形成了语言传意的中国理论。所以，将典籍注释纳入语言传意研究的轨道中，一方面是从中国古代悠长的典籍注释史实出发的，一方面也是从中国目前的研究状况需要拓展的现实出发的。典籍注释对传意研究的拓展作用表现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