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04)01-0084-15 藏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人口众多，居住地域辽阔，语言使用情况复杂，除90%使用藏语外，还使用嘉戎、木雅、扎巴、却域、史兴、纳木义、古戗、舒兴、尔苏、僜等语言，而且还使用别的民族的语言，如羌语、普米语等。藏族有7世纪左右创造的文字，历史悠久，文献浩瀚，是创造、继承、发展藏族文化的重要工具。藏族有语言文字研究的历史传统，在丰富的文献宝库中，语言文字研究的著作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传统上将藏族的语言文字研究称为藏语和藏文研究，这是不准确的。第一，正如上文所述，藏族并不只使用一种藏语，而是使用多种语言，统称为藏语不够准确；第二，一般所谓的藏文研究主要是指文法研究，由于藏族受印度语言文字研究传统的影响，所谓的“文法”包括了语法、语音、文字和正字法等多种内容。因此，准确地说，藏语研究应该是指现代藏语、古代藏语（包括传统所谓的藏文和古藏文研究（注：在中国，古文字研究是一个糊涂概念。本来，古文字是指与现代文字相对而言的，而且主要应该是指文字体系。“古”应该是文字创造年代的时间概念，因为有些文字是现代创造的。而中国的所谓古文字，大体是指比现在通行的文字更古老的文字，是一个相对的时间概念，既用它排除现代创造的文字，也用它排除有更古文字的古代创造的文字，使用的是矛盾的双重概念。而且语言和文字都分不清，不仅包括文字体系的研究，而且包括文字所记录的语言内容的研究。所谓的古文字，对藏文来说，尤其糊涂。藏文是7世纪左右创造的，虽然经过几次改革，但改变的内容不大，文字的体系和结构更没有很大的变化，或者说，与现代通行的藏文比较来说，没有一个更古老和体系差别较大的古藏文体系。因此，由于作为拼音文字的藏文是在古代藏语的基础上创造的，所谓古藏文研究主要是年代较久远的藏语书面语的研究，或者说是历史较远的古代藏语研究，与文字体系没有太大的关系，更不是专指文字学的研究。））的语言学研究，藏文研究应该是指藏文的文字学研究。传统的藏语文研究主要是以藏族为主体进行的，内容包括文法、正音、正字、修辞、翻译和诗歌韵律等方面，并以文字学习、古籍解读、佛经翻译为主要目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文献资料。由于藏语和藏文的关系与五四运动前的汉语和汉文的关系一样，语、文脱节，即写的是“文言”，说的是“白话”，因此，按上文的观点来说，这些研究都是古代藏语和文字学的研究，也就是历时语言的研究，而不是共时语言的研究。这种研究传统在藏族大多数学者中一直延续至今。新中国成立以前，汉族和其他民族对藏族语言文字研究也主要是文字和书面语，最早是为了传译，编写一些对照词汇，如《龙威宝书》、《西域同文志》和《五体清文鉴》之类的对照辞书；后来是佛学界，以学习藏传佛教为目的，编写一些简单的课本和字典。此外，就是张怡荪编的《藏汉集论词汇》、《汉藏语汇》和《藏汉大辞典资料本》（新中国成立前未完成，新中国成立后重编出版），也都以文献资料为对象，属于古代藏语研究的范畴。称得上语言学研究的只有于道泉从藏文翻译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一书（注：于道泉：《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M]，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1930年。金鹏：《Etude Sur Le Jyarung》（嘉戎语研究），《汉学》第3辑3-4期合刊，1949年。）前言中赵元任对拉萨话的粗糙记音和金鹏对嘉戎语的描写研究。可见，真正使用现代语言学理论从语言学角度对藏族语言文字进行研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可以这样说，藏族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传统研究和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现代藏语、古代藏语和藏文文字学的研究，构成了中国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的主体。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党的民族语文政策的贯彻和实施，随着藏语文地位的提高、教育的普及、各民族院校藏语文课程的设置、有关民族语文研究机构的建立以及各种民族语文研究杂志的创办，中国藏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仅逐步扩大了研究范围，从书面语研究扩展到口语研究、方言研究、直到藏族所使用的其他有关语言的研究，而且迅速提高了研究水平，以现代科学语言学的理论将语文学研究水平提高到科学语言学的研究水平。无论在藏语的结构研究、使用研究还是比较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辞书编纂、语音研究、方言研究诸方面都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产生了重大影响。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的繁荣和发展，直接影响到藏民族素质的提高，影响到科学文化水平的提升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藏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培养了一支强大的藏、汉和其他各族学者组成的科研队伍，他们为中国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的开拓、提高和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为丰富藏族的文化宝库、推动国际藏学研究和中国民族语文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中国的藏族语言文字研究已经风风雨雨50年。事实上，前10年所进行的基本上是创建学校、培育人才、组建机构、收集资料等进行研究准备的基础建设工作，再去掉10年浩劫，真正进行科研工作时间大约30年。在短短的30年中，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值得认真回顾和总结。本文将分现代藏语、古代藏语、藏文文字学和新世纪的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等四个方面进行介绍和探讨。本文以藏语和藏族独立使用的语言为主。讨论到的专题，以专门的著作和专题论文为线索，包含在语言调查报告和概况一类介绍性和描写性文章中的观点恕不引述、介绍和讨论。 一、现代藏语研究 1.语言调查和识别 中国的藏族主要分布在四省一区，地区辽阔，语言复杂。新中国成立以前，国内外除了对90%的藏族使用的藏语有所了解外，对10%的藏族使用的语言除嘉戎语等少数语言外，几乎一无所知。1956年为了解决少数民族的文字和教育问题，调查了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制订语言政策和规划，推动语言研究，国家抽调700余人组成7个工作队深入民族地区进行语言普查，其中第七工作队即主要调查藏语和藏族使用的有关语言。第七工作队包括地方协助调查的人员，前后参加调查的将近200人，对四省一区的藏语进行了全面的普查，调查方言约100余点。此外，对藏族使用的嘉戎语和羌语也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共调查方言土语约四五十个点。对门巴、珞巴等语言则进行了初步的调查；（注：金鹏主编：《藏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孙宏开：《羌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为撰写藏语简志，又对藏语各方言进行了重点核查和补充调查，特别对卫藏方言的拉萨、日喀则、山南、亚东、那曲等地的藏语进行了重新调查；7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人员深入西藏边境地区对门巴、珞巴和僜人的语言进行重点调查；（注：陆绍尊：《错那门巴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张济川：《仓洛门巴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欧阳觉亚：《珞巴族语言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孙宏开等：《门巴、珞巴、僜人的语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林向荣：《嘉戎语研究》[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瞿霭堂：《嘉戎语》[M]，《中国少数民族语言》[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80年代，四川省民族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先后对川西地区的语言进行调查研究，上文所述藏族所使用的其他语言中，除嘉戎、羌和普米等语言外，大多是这一时期发现和调查的。（注：黄布凡：《川西藏区的语言关系》[J]，《中国藏学》，1988年第3期。孙宏开：《川西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A]，《西南民族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西藏社会科学院还对藏语的方言，如卫藏方言的阿里地区的藏语、聂拉木地区的夏尔巴藏语、工布江达地区的巴松藏语进行了补充调查。（注：翼霭堂、谭克让：《阿里藏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瞿霭堂《夏尔巴话的识别》[J]，《语言研究》，1992年第2期。瞿霭堂等《卫藏方言的新土语－巴松话》[J]，《民族语文》1989年第3期。）通过这三个阶段的普查、重点调查和补充调查，初步弄清了藏语的方言和藏族使用语言的情况。所以说“初步”，是因为藏族分布地区辽阔，方言和语言的使用情况十分复杂，上述各阶段进行的调查，限于人力和物力，基本上还只是补充的性质，调查的范围和深入的程度与实际情况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无论藏语方言和藏族所使用的语言都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进行调查。即以笔者80年代所调查的卫藏方言巴松土语而言，两个村子相距一二十里却彼此不能通话，遑论川、滇、甘等省的康方言使用地区、藏北地区、林芝地区等，或民族杂居语言复杂，或地区辽阔尚未调查，方言土语乃至新语言的再发现应是意料中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还进行了全国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调查，其中包括了对藏族使用的藏语和藏文以及其他语言情况的调查，对藏族语言文字的规范、规划和教育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9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对语言文字使用的活力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其中同样包括了藏语。通过科学的量化手段，进行评测，为研究藏语的运用和国家研究制定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注：黄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