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19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365(2004)01-0053-07 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受到关注始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理论探讨到开设课程和出版专门的教材，已经走过了近二十年。其成果如何，检验的途径之一，就是看看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建设。这是因为，“教材是教育思想和教学原则、要求、方法的物化，是教师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中介物。它不仅是学生学习的依据，也体现了对教师进行教学工作的基本规范”（注：李杨《〈对外汉语本科系列教材〉序》，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2年。）。本文拟从现状入手，研究对外汉语文化教材存在的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 §1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现状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当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意识由不自觉逐渐走向自觉之后，依托文化编写语言类教材就成为教材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现行受欢迎的语言类教材，无不包含着丰富多采的文化内容。本文研究的是对外汉语文化教材，而不是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因而依托文化而编写的汉语精读教材、汉语口语、汉语阅读教材等，都不是本文研究的范围。 所谓对外汉语文化教材，指的是专为开设文化课程而编写的课本或教科书。依据这一标准，本文对能够收集到的文化教材进行分析，笔者所集，虽不完备，但大体上能够反映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文化教材发展的基本面貌，其呈现出来的总体特点如下。 1.1 种类和数量逐年增加，但是缺少经典性教材 就目前能够收集到的教材来看，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数量和种类明显呈逐年增加的趋势，特别是最近三、四年，种类和数量增幅都很大。文化教学，从无到有，无论是文化课程的设置还是文化教材的建设，都充满了艰辛。所以就初创而言，所有面世的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功绩，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与初创相伴而产生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一是内容上的取舍全凭编著者的理解，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二是对教学方式具有决定作用的教材体例，却又是人各一面，缺少共识。因此，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数量虽然是与日俱增，但品质上却鲜有经典性的教材。 1.2 教材使用对象的涵盖面比较宽，但缺少定位准确的教材 文化教材使用的范围，反映着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发展的广度：既有专为本科生编写的系列文化教材，如1994年出版的《中国文化》（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留学生本科一、二年级使用。），1995年出版的《中国思想简史》、《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古代文化简史》、《中国古典散文读本》、《中国古典诗词读本》（注：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汉语本科高年级使用。）；199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概览》（上、下册）（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出版，本科三年级使用。）；也有为语言进修生编写的综合文化教材，如《中国文化面面观》（注：梅立崇等编著，华语教学出版社，1993年。）、《汉语与文化交际》（注：杨德峰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注：张英、金舒年等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中国文化读本》（注：宋柏年编著，商务印书馆，1999年。）。这些教材，有的注明了使用对象或适用的水平等级，如《中国文化》为本科一、二年级的教材，《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为高级文化读本教材；有的只注明使用对象是外国人，不注明适用何种汉语水平，如《中国文化读本》；有的则把使用对象定得非常宽泛，就是外国人，如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概况》（注：夏自强主编，1996年10月出版。）。这些教材，有定位的也罢，无明确定位的也罢，编著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尽可能地把教材使用对象的范围划得宽一些。编著者的本意也许是以宽大的使用范围来提高教材的使用率，其结果却导致了文化教材的一个缺陷——定位失据。 1.3 教材的内容相当宽泛，但缺少科学、规范和系统 几乎所有的文化教材，编著者都力图用“广角”来介绍中国文化或中国文化的某一领域。给人的感觉，编著者不是想包罗万象，就是要涵盖古今，似乎都在追求一种完备和系统。但是，当我们把这些文化教材汇集到一起，并试图理出它们之间的“系统”时，却意外地发现，这些年来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建设犹如一座未加规划的新建城市，高楼大厦是不少，可是自由散落，不成格局。无论是用于学历教育的本科文化教材，还是用于语言进修的强化性文化教材，内容结构的逻辑关系都显得十分松散和随意，仿佛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就是一个敞口袋子，什么都可以放进教材里，以至于编著者所追求的“完备”和“系统”在整体上却表现为零碎和缺乏内在的逻辑性，并由此导致对外汉语文化教材在整体建设上缺少科学、规范和系统的品质。 1.4 教材体例自由多样，但文化教学的目标却并不十分清楚 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编写体例，表现出比汉语精读、口语、阅读等教材更为自由多样的形式，既有与语言教材接近的编写体例，即内容分为课文、生词、注释、练习等若干部分；也有专业教科书的体例，即分章、分节介绍；还有的是分为若干文化专题，采用的是一种讲座的体例。由于教材的编写体例直接影响或决定课堂教学的方式，而这些教材的不同体例与使用对象之间并没有一个使之对应的“条件”，即汉语水平的标准，因而文化教材编写体例的自由化和多样化并不代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成熟。比如：母语下的文化教学目标和第二语言下的文化教学目标有什么区别？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有什么区别？我们知道，任何教学的既定目标，都有与之相辅相成的教学方式方法，而教材的体例又是与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方式方法有着制约关系的。因此，对外汉语文化教材体例不分水平等级的自由开放，并不是一个积极的表现，恰恰相反，它反映的是目前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目标和文化教学规律认识上的模糊。 §2问题产生的原因 文化教材中出现上述问题的表层原因是教材编写的问题，深层原因大都与文化教学定位不清、教学目标不明直接相关，而定位不清、目标不明的原因，则又与对文化教学的理论研究不深、对文化教学规律认识不透密切相关。通过梳理和分析，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对“文化”和“文化教材”界定不清 文化，是个宽泛的概念。关于文化的定义，更是众说纷纭。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人们在使用文化概念或从事文化研究的时候，出现了领域不对等的情况。有的使用广义的文化概念，那么所涉及的文化对象就是无所不包，如美国纽约华文学校在介绍自己利用设在长岛的远距离教学设施传授中华文化课程时就说：“教授的课程有300多种，内容有天文地理包罗万象”（注：见《华声报》2003年第4期。）；有的使用狭义的文化概念，那么涉及的文化或文化现象，就被限定在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等范围之内。文化概念上的这种差异，也深刻地影响着对外汉语文化教学领域，最明显的就是在文化教材的内容方面表现出来的纷繁和无序：有的泛而无边，有的深而过窄。这种“纷繁”和“无序”，既是“文化”概念上内涵、外延不统一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我们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本质和规律方面的模糊认识。也就是说，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到底应该教什么？对外汉语文化教材到底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这些基本问题，我们并没有清醒而统一的认识。因此，选择教学内容的时候，就出现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取所好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