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04)02-0069-06 不少语法论著都谈到古汉语中存在定语后置的现象。（注：见《马氏文通》实字卷之二“者字煞尾用如加语者”（69页），又实字卷之三“起词止词后，凡系读以为解者，亦曰加词”（108页）；杨树达《词诠》卷五“者”字条第二义；吕叔湘《文言虚字》“者”字条第三义；王力《汉语语法史》第五章论“者”字结构；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第十三章“附加成分的后附”；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造句编上》第135页“后加的形容语”；杨伯峻《文言语法》第84页；以及一些单篇论文。）20世纪70年代编撰的全日制十年制高中语文课本第四册收有《文言句法的一些特点》一文，文章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概括说：“文言里定语一般放在中心词的前面……有时也放在中心词后面。”这个问题在当时曾引起争论，《中学语文教学》、《中国语文通讯》先后刊登过一些文章，好几篇文章不同意古汉语有后置定语的说法。（注：陈瑞衡《关于定语“后置”“改装”的异议》（《中学语文教学》1980·8），王琳、胡铁军《关于古汉语中的定语移后》（同上），谢质彬《古代汉语中的范围定语》（《中国语文通讯》1980·4），施民权《古代汉语“定语后置说”商榷》（同上，1981·4）。）近年来，仍有一些学者撰文对定语后置问题表示异议。有的文章断言：“古汉语中除了数量结构作定语可以后置外，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后置定语。”[1]有的文章则认为，除了“大名冠小名”的语序之外，“定语后置到目前为止还仅仅是一种有待证实的推论。”[2]古汉语中是否存在后置定语？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古汉语语法的普及和应用，也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汉语语法的历史发展。笔者认为，定语后置的现象在古汉语中确实不多，但却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其存在形式至少有下面几种类型。 一、名词及体词性成分作定语后置 古今汉语的通常语序是：在偏正结构中，修饰语在前，中心语在后。从形式逻辑的观点看来，这样的偏正结构是用限制外延而加深内涵的办法构成的。例如“路—铁路—电气化铁路”，“菜—白菜—卷心白菜”。这就是说，“小名”或“别名”（种概念）在前，“大名”或“共名”（属概念）在后。但古汉语中有一种偏正结构语序与此相反，这就是所谓“大名冠小名”的格式。首先注意到这种现象的是王念孙父子，《经义述闻》卷十四《礼记上》“蝗虫”条云：“此言‘虫蝗’犹上言‘虫螟’，亦犹《礼》言‘草茅’，《传》言‘鸟乌’，《荀子》言‘禽犊’，今人言‘虫蚁’耳。”清末俞樾在他的训诂名著《古书疑义举例》中，专门就此概括为一条“以大名冠小名”的古书辞例。此书卷三该条说：“古人之文，则有举大名而合之于小名，使二字成文者。如《礼记》言‘鱼鲔’，‘鱼’其大名，‘鲔’其小名也。《左传》言‘鸟乌’，‘鸟’其大名，‘乌’其小名也。《孟子》言‘草芥’，‘草’其大名，‘芥’其小名也。《荀子》言‘禽犊’，‘禽’其大名，‘犊’其小名也。”以上两书所举，除“禽犊”一条不甚切合外，其馀都是大名冠小名的佳例。 自此以后，不少古汉语语法论著都或多或少地涉及这一问题。孟蓬生《上古汉语的大名冠小名语序》一文，“对材料做了一番全面整理”，将所搜集到的例证细分为以下七类： 1.国名：有虞 有夏 有苗 句须 句绎 2.地名：丘商 丘皇 丘莸 丘舆 城父 城告 城棣 城且 城颍 城麇 城濮 3.人名： 君主名：帝尧 帝舜 帝鸿 帝丁 后羿 后夔 后缗 后杼 庙号：王亥 王恒 侯屯 侯喜 侯虎 祖甲 祖乙 妣甲 妣丙 父甲 父庚 母丙 母己 兄乙 兄丁 子丁 子庚 臣工名：亚雀 师贮 师般 小臣妥 小臣啬 史颂 史佚 寺人披 普通人名：女娲 女歧 子渔 子雍 妇好 母犬…… 神名：神天愚 神耕父 神耆童 神陆吾 神荼 4.星名：星鸟 星火 星虚 星昴 5.动物名：虫螟 虫蝗 虫蛇 虫蚁 鱼鲔 鸟乌 鸟雀 兽鹿 禽鹿 6.植物名：草芥 草莱 草菅 草茅 草且 草蒯 树杞 树桑 树檀 树檖 树桃 7.水土名：水潦 土涂 蓄水潦 积土涂 河漳[2] 孟文搜集的材料的确相当丰富，但仍有补充的馀地。据裘锡圭先生的研究，在一二期卜辞里，除“丘商”“丘雷”之类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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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读为“京师”之“师”，意即都城。[3](P165)邢公畹先生认为《诗经》中的“木瓜、木李、木桃”也是大名冠小名的格式，因为这里的“木”都是果实的意思。[4]星名除了上列四个，《春秋》《左传》及《史》、《汉》中尚有“星孛”（指彗星）的名目（详下文）。 孟文第二节“大名冠小名语序的发展与消亡”将这种语序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1.夏以前，是这种语序一统天下的时期；2.商周两代，是大名冠小名与小名冠大名语序并存的时期；3.秦汉两代，是大名冠小名语序消亡的时期。文章并申论到了第三阶段，“除去反映古代文化的历史名词之外，小名与大名组合时一律采用小名冠大名的语序，口语中残留的大名冠小名结构也大都获得了泛指的意义。”[2]这样的结论恐怕值得商榷，因为不尽符合古汉语的实际。试看以下诸例： 1.都官有秩吏及离官啬夫，养各一人，其佐、史与共养；十人，车牛一两（辆），见牛者一人。（《睡虎地秦墓竹简》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