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是汉语中一个音节关联着一个概念的结构单位。联绵字和借字中的每一个字只表示一个音节,本身没有意义,但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它们却可以向有意义的方向转化,实现字化。这是丰富汉语语汇的一条重要途径。 一 汉语编码机制的特点:字族和双字格局 从造字到组字是汉语编码机制的一次重大调整,结果是汉语语汇的单字编码格局解体,而字组的双字格局则成为汉语语汇的主流(徐通锵,2001)。二字组是汉语中一级非常重要的结构单位。每一个字都可以成为一个核心而组成向心、离心的字族(徐通锵,1997),不过不同的字在组成字组的时候,它们的功能有强弱之别。有些字的能产性很弱,能组成的字组很少,如“朋”只出现在“朋友”、“狐朋狗友”等一些固定字组里;有些字非常活跃,能产性很强,如“打”,可以其为核心组成很多字组,形成一个以“打”为核心的字族。字组中的字如代之以名、动的字类,那两个字的语义关系就会呈现出限定、并列和支配三种关系。表限定关系的字组相当于现在一般语法书上所说的偏正结构,如以“香菜”这一字组为例,其生成机制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示:
这种生成机制在名类字的编码中最常用。公式(2)、(3)体现了字组生成机制的语义基础和认知基础:从上位义到下位义,从语义
到语义
是个分小类的过程(“香菜”只是“菜”的一个小类)。这种生成机制使得语义
的表达由单字变为双字,使原来作为义素的语义特征和语义
的关系明朗化,清楚地反映人们对世界切分的细化和分析综合能力的增强;就语言编码机制而言,它们体现了编码的层次性,使语义的表达精密化。字和字组的意义所表现的上下位概念的关系是造字时期的编码机制的延续和演化。在造字的时代,形声字往往以“声”表示上位义,而辅之以“形”的字则表示下位义。如以“曾”为声的字都有“加益”的上位义,而“增”、“赠”、“缯”、“甑”等字都只是从某一个方面去表示“加益”的意义(徐通锵,2001)。所以,字组的生成机制与造字的原则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从古到今,表限定关系的生成机制容易生成大量的字组。据有人统计,《诗经》复音词中动宾式13个,附加式27个,联合式约有200个,而偏正式的数量最多,竟有4000个左右,绝大多数是名词(向熹,1987)。梁源(1999)从2亿字语料中选取高频二字组72674条,其中的偏正字组(包括定中和状中)有43878个,占一半以上。另据张淑敏(1995)的统计,1991-1992年新产生的新词语中偏正词语占了近77%。在这些表限定关系的字组中,表性状的字倾向于作特征字,如“小”;名字倾向于作类字,如“人”。一般说来,一个字作类字的几率越高,说明它所代表的现实世界的范畴在交际中的作用就越重要。 语义特征中的“语义”包括描述性意义和区别性意义。描述性意义来自特征字的概念意义,描述了语义
的某种属性,例如“香菜”中的“香”就描述了“香菜”的一种属性;区别性意义是特征字的位置赋予的,特征字不同(不管有没有概念意义),实现的语义
就不同,与字的概念意义无关,例如“菠菜”的“菠”不像“生菜”的“生”和“香菜”的“香”等有概念意义,但因为处在特征字的位置上,所以与之有同样的功能,使“菠菜”与“生莱”、“香菜”等互相区别开来,成为与之平级的字组,都处在“菜”的下位这一级上。特征字和限定关系字组的前字位置关系密切。有概念意义的字作特征字才有描述性意义,如“香”;无概念意义的字作特征字只有区别性意义,如“菠”。类字表示的是一个语义类,所以必须有概念意义。无概念意义的字不能作类字,除非实现了字化。 二 字化现象 汉字总体上是“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一一对应关系(徐通锵,1991、1997),“所谓字化现象是指不满足上述对应关系的字,有向这种关系靠拢的趋势。”(陈保亚,1999:371)不满足上述对应关系的字有两类:一类是音译字,如“沙发”,只借用这两个字的音节去表达借字sofa,而与“沙”和“发”这两个字原有的意义无关。另一类如“蜻蜓”中的“蜻”和“蜓”、“菠菜”中的“菠”,它们在现代汉语中只代表一个音节,本身并不表示什么意义,必须与另一个字组成字组,作为一个整体才能表达概念性的意义。字化现象就是指无意义的字变成了有意义的字,如“啤酒”中的“啤”本来是译音成分,但是在“扎啤”、“生啤”、“瓶啤”等字组中,却有了“啤酒”的意思。随着新的字组的产生,字化现象也越来越普遍。一般出现在四种字组里。 2.1 “音译+音译”字组 “的士”(出租汽车)是英语taxi的粤方言音译,“巴士”是英语“bus”的音译,其中的“的”、“巴”原来的字义都无效了,在这里只代表一个音节。现在,围绕“的”和“巴”组成了一系列字组: 的:a.面的、摩的、残的、货的(出租用机动车) 板的、马的、驴的、骆的(出租用非机动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