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3)06-0052-06 汉语的词汇、词义研究，在汉语言学史上大致是由两个非常接近而又不同的学术部门承担的。一个是古代传下来的“训诂学”，一个是“五四”以来以至当代形成的词汇学。这两个学术部门都做出了很好的成果。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成果更为突出。 但是，毋庸讳言，这两个学术部门各自都还有一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训诂学方面。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理论和理论系统问题。对此，许多学者都曾经指出过。早在1982年，殷盂伦先生就认为，训诂学应当“吸收外国语言学的先进理论和科学方法，使训诂学更为科学化、系统化，在普通语言学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1]王宁先生说，必须“梳理两千年来训诂学发展的脉络，以便找到旧训诂学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的终点，由此起步来进行新的批判继承”。[2](P9)近二十余年来，很多学者进行了训诂理论建设的努力，提出了一批具有理论意义的新见解，使得训诂学理论建设大为改观。但是，我们还不能说找到了“旧训诂学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的终点”。词汇学方面，在不断引进西方应用语言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的带动下，理论观念比较活跃，涌现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成果。但还是常听到人们说，“在汉语语音、词汇、语法三大块中，词汇的研究是最薄弱的”。蒋绍愚先生指出，历史词汇学研究，“直到现在，人们也感到对词汇的系统难以把握，所以，在词汇研究方面，显得系统性不够。在词汇研究方面，做的大量的工作是对词语的诠释，而对词汇系统、词汇发展规律等方面的研究比较缺乏”。[3](P251)张联荣先生认为“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4]现代汉语词汇学研究成果比较突出，但是，邢福义先生认为“对词汇系统本身的研究不够全面和深入。大多数研究还没有摆脱传统原子主义的老路，注重个别现象的分析，缺乏宏观理论的思考。关于汉语词汇系统内部的组织结构，没能建立起严密的体系”。[5](P120)这些见解，恐怕都是符合当前研究现状的。 要解决这些问题，一般说来有两条途径，一是古今结合，向相近的汉语研究部门去寻找，向汉语言研究的实践中去寻找；一是向国外语言学尤其是向欧美语言学借鉴理论和方法。比较而言，前者更为重要，因为它们最具内同性、互补性和理论的原创性。我们认为，近百年来，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训诂学、词汇学向国外语言学借鉴理论、方法。做了不少工作，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立足本体，古今结合，向二千余年的汉语研究历史中去总结理论、总结方法的工作。就词汇词义研究来说，训诂学与现代词汇学，就最具内同性，最有互补性，有进行比较研究的必要。 一、关于汉语语言单位的认识问题 “语言单位”，语言指自然语言，单位指功能、语义相对独立的成分。中国古人认识汉语语言单位很早，认识的角度也不相同，从不同的角度分出了不同的单位。一是从阅读方面来认识，分出的语言单位有“句”和“读”。唐代天台沙门湛然说：“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6]元代陈端礼说：“句读二字，倒点为句，中点为读，凡人名、地物名、并长句内小句，并从中点。”[7](P20)“句”是语义完整的单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单句或复句，“读”是语义未完的单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词组或子句。这种以一定的标记划分语言单位的办法用得很早，公元前九世纪周共王时期的铜器《永盂》上的铭文就已出现，此后，春秋战国秦汉出土的铜器简帛文字上，都有使用。 二是从句子组织来认识，分出的语言单位有“字”、“句”、“章”、“篇”。汉代王充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8]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对语言单位认识得更加深刻，他认为“设情有宅，置言有位”。“位”应当是我国较早的语法概念。“言位”等于“语法”。并具体解释说“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9]分出的语言单位也是“字”、“句”、“章”、“篇”，那就是“字位”、“句位”、“章位”、“篇位”。“字位”、“句位”、“章位”、“篇位”就是中国古代的“言位”。相比今天的语法来讲，可称之为“大语法”。可惜的是，刘勰没有对“字位”、“句位”、“章位”、“篇位”做出进一步的阐述。对“字位”、“句位”、“章位”、“篇位”进一步的研究是由随文释义的训诂来承担的。 三是从随文释义的训诂来认识。汉唐以来，古人为古书作注，下注的地方或注释的对象往往就是古人所认为的语言单位。从语言学的观点看，这有字、词、词组、单句（古人称“小句”）、复句（古人称“长句”）、章、篇。 古人分出的语言单位共有字、词、词组、单句、复句、章、篇七级。句下的单位有字、词、词组；复句下的单位有单句；章下的单位有单句、复句，篇下的单位有章。其中，“字”是最小的单位。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古人是把“字”作为语言单位的，古人作为语言单位的“字”，相当于现代英语中的“word”。“字”在汉语中作为语言单位，是在漫长的汉语言史上形成的。最早把“字”作为语言单位始于秦代，是伴随着把记录语言的符号由“文”改称“字”一起产生的。《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吕氏春秋》写好后，吕不韦把它“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个“字”就是指语言中的最小单位。南北朝以后，文章家、诗话、词话讲“炼字”，“求一字之稳”，以及“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七字句”等等，其中的“字”，都指语言的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