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3)06-0001-09 百年来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之所以发展迅速，并且保持了相当的学术质量，原因当然很多，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采用了现代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限于篇幅，这里只是从与时俱进的角度，论述其中八种影响较大的重要方法，并在分析其特点的基础上加以评论。 一、百年来汉语修辞学研究中若干重要方法发展轨迹 （一）罗列材料法和罗列材料加按语法 1、罗列材料法 采取这种方法的多为20世纪初一二十年代的某些论著。如1918年出版的程善之的《修辞初步》。作者在《例言》和《自序》中说，此书“专注意于炼字炼句”，并且“先讲积句成章之法”，但实际上只罗列了古人一百多段文章，虽时有粗略的评点，却讲不出什么道理来。作者的结论是：“贵在意会，难以言传。”又如胡怀琛的《修辞学要略》（1923年版），采用的主要也是罗列材料法。作者依照清代姚鼎拈出的“声、色、格、律、神、理、气、味”八个字分类，每类下面排列几篇古文。这种方法被何爵三斥之为”扑朔迷离，令人不可捉摸”[1]。陈望道也批评这种“抄了几大篇古文，就叫人去‘心领神会’去，”乃是“名是而实非的修辞学”[2]。胡怀琛后来也认识到这一点，他在1931年出版的《修辞方法》中，也承认程善之和胡本人上述“方法太旧”，不能称为修辞学”。 2、“罗列材料加按语”法 比单纯罗列材料有所进步的是，除了罗列语科外，还加按语。如20年代内部印行的郑奠的《中国修辞学研究法》按专题分层次汇集了古代修辞学说，并不时夹有按语。杨树达的《中国修辞学》（1933年版）采用的也是实例加按语的方法，但在按语中往往旁征博引，或辨正不正确的观点，或提出自己独创的见解，有时还“有合于辩证法”（见杨树达该书《自序》引徐特立语）。可见在方法的运用上，后者较前者有了进步，成功之处更多。 总起来看，单纯的罗列材料，由于受到学界严厉批评，后来比较少见；但排列材料多，分析评论少或评析肤浅的现象，还时有发生。至于排列古今中外典型语料，在“参印”、“合观”后进行哲学剖析，使修辞探索别开生面的，当推钱钟书在40年代问世的《谈艺录》和于80年代问世的《管维编》。钱氏的探索方式是：每段通常先从引述古籍中吉光片羽的话开始，然后再排列中外平行的警语佳例加以对比，其中夹杂钱氏批判性的剖析、总结，最后往往再回到原来开始的引语上来。“[3]这种方法既是对古代评点法或西方有关方法的创造性继承，又是钱氏的创造性运用。我们称之为“随文评析”的“动态研究”，其价值已远非“罗列材料加按语”法所能望其项背，甚至已改变了性质，达到了新的高峰。 （二）模仿法或机械模仿法 模仿法或机械模仿法盛行于20世纪初到30年代。当时，现代修辞学处于萌芽和初创阶段，模仿外国修辞学之风炽烈：第一，模仿日本岛村抱月《新美辞学》的有王易《修辞学》（1926年版）、《修辞学通诠》（1930年版）、陈介白《修辞学》（1931年版）、《新著修辞学》（1936年版）等。只要比较一下上述几本书即可发现不论是：修辞现象（词藻）”的体系，还是众多术语的运用，均与岛村的书大致类似。第二，模仿英国学者的有唐钺《修辞格》（1923年版）。作者在《绪论》中说明，该书是“略依讷斯菲《高级英文作文学》的分类，而斟酌损益成”的体系。 机械模仿或者变相翻译国外著作的有龚自知《文章学初编》（1926年版）。据何爵三《中国修辞学上的几个根本问题》揭示，龚氏此书实乃美国吉能《实用修辞学原理》的节译本。何文还指出，当时的修辞书“犯这种毛病的特别多”，龚著不过是突出的一例而已。即使是评价较高的陈介白的《新著修辞学》，其中“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一节，与汪馥泉所译岛村抱月《新美辞学》中“修辞学的变迁”的内容完全一样，可见这一部分实乃译文[4]。 应该指出，模仿国外修辞学的体系或术语，在现代修辞学起步阶段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现代修辞学在探索过程中，找一些模仿的原型，根据汉语的实际情况加以改造和变化，这是必然的，但决不能走向变相抄袭，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 （三）唯物辩证法 这里的“唯物辩证法”指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突出地体现在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中。陈氏在纪念该书问世30周年的纪念会上曾说：“如果本书还有一些可取的地方，就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缘故。”又说：“我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之前，那时学习辩证法的条件不如今天，还有人反对形式逻辑的辩证法，否定形式逻辑的辩证法，而我是肯定的。”[5]一百年来，我国修辞学界像陈望道这样重视唯物辩证法并作出显著成绩的委实很少，陈氏代表了时代的高度。 《发凡》坚持的唯物辩证法中的“唯物”，体现在陈氏强调从汉语的实际，即从“中国的今天”出发来从事汉语修辞研究。他一方面通过搜集大量汉语修辞现象，从中挑选出典型语料用于分析；一方面反对从外国的修辞实际出发进行研究。而“辩证法”则体现在指导思想上：既研究修辞理论，又研究修辞规律；既重视积极修辞研究，又重视消极修辞研究；既重视总结文言文修辞规律，又重视总结白话文修辞规律；既强调重视书面语修辞，又提倡重视口语修辞[6]。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又体现了归纳法与演绎法相统一（其中演绎法发展得还不充分），分析法与综合法相统一，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相统一等[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