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国在媒介教育领域起步较晚，公众媒介素养概念是近几年才有的。在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长期以来素养教育主要落实在读写能力的培养上。近年来，我国教育界开始认识到培养学生对媒介负面价值的辨别能力的工作十分迫切，也有部分教育部门开始进行这一方面的尝试。关于媒介素养的内涵，有学者指出，公民的媒介素养应包括四方面内容：“第一，了解基础的媒介知识以及如何使用媒介；第二，学习判断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价值；第三，学习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知识和技巧；第四，了解如何使用大众传媒发展自己。”（注：陆小娅：《面对铺天盖地的媒介传播，你是做主人还是做奴隶——社科院新闻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卜卫谈青少年与大众传媒》，《中国青年报》，1997年6月20日。）“媒介素养不仅包括接受媒介产品的能力，而且包括用独立的批判的眼光看传播媒介的内容和建设性地利用媒介的能力；媒介素养不仅是使用媒介的需要，还应该是一个现代社会公民素质的一部分。”（注：李琨：《媒介素质教育与中国》，《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5期。）也有学者指出，“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正确地判断和估价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作用，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素养。”“信息时代的媒介素养不仅包括判断信息的能力，还包括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注：张冠文、于健：《浅论媒介素养教育》，ET（education technology）人网站，http：//www.blogcn.com/user3/wanglong/main.asp？id=6670714.）然而，这些关于媒介素养内容的设定都是静态的、笼统的，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特别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情况。从西方已有的情形来看，每一历史时期文化环境不同，总要求公众的素养做出相应的调整。 首先，中国社会虽然有2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基础，但对于WTO这样制度化背景下的媒介文化进入，还是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全球化给文化消费带来三个基本层面的变化：一是市场准入与管理规则的变化，二是技术标准与使用规则的变化，三是文化沟通规则的变化。这些都是现实的、不能回避的。而第三个层面涉及到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问题。某种意义上讲，它带有强制性。因此，媒介素养的构成必须顺应时代要求而发生变化。 其次，媒介全球化首先表现为媒介技术的全球化，技术更新必然增加媒介素养新内涵。一方面，媒介技术的更新可以提高我们接受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新媒介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应当尽可能掌握相关的媒介技术；另一方面，技术理性主宰一切，将取代人类所有的价值，使人文关怀逐渐丧失。这一方面危险性远远大于前者。媒介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迫使媒介素养的内涵大为丰富。媒介文化因为新媒体而衍生新的内容，也需要对其重新认识。 再次，全球化引起的跨文化传播同样需要媒介素养结构做相应的调整。过去我们只是强调自由主义观念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强调公众应对媒介负面内容保持应有的警觉。在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交流的顺利与否直接关系到本国受众主体地位与民族文化生命力。沟通的行为准则和文化差异导致受众认识上的差异往往正是缺乏跨文化交流的基本知识造成的。 第四，全球媒介市场化与媒介内容的变迁需要公众保持清醒的头脑。恩格尔系数的下降直接带来了媒介信息接受的活跃，而随着信息接受活动被纳入消费活动序列，必然导致这种接受活动呈现出市场活动的特征。市场活动要求媒介传播活动按照供求关系来决定信息传播的内容和速度，导致媒介信息不得不以直观、简单、快捷的方式面市。图像化是直观而简单的媒介信息形态。媒介文化同质化必然造成个性风格的缺乏和个性化创作能力的丧失，信息消费也呈现出简单、快速、直接的特点。因此，必须促使公众养成市场化情形下的自我觉悟。 第五，媒介再现的浅化需要公众增强自身媒介素养。市场化所形成，并不断加强的竞争环境，迫使文化的深度模式让位给感性化的模式。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读图时代”来临，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渐渐丧失，深度追问的哲思习惯也逐渐改变。媒介再现什么、不再现什么以及再现内容与真理的距离有多远，人们来不及也不可能有充分的时间去消化、去思考。感性化的媒介内容最终导致大脑记忆库的萎缩。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等等最终演变成一种浅薄的形态。 所有这些都对当下我国媒介受众素养储备提出了挑战。 美国学者克莱斯（G.Kress）认为素养包含三种意义：一是从一个符号系统译码至另一个符号系统；二是在特定符号系统中，其独特的精神、物质以及意义形式的呈现与记录系统；三是意义制造与再造的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的产生是媒介特质与符码的效果。从克莱斯的定义可明显看出，他所强调的素养不仅限于一个符号系统，而是多个符号系统内的意义呈现，以及符号系统间的意义传输。也就是说在现代多元媒体系统的社会中，人的符号素养范畴已超越了以读写为主的素养结构。在众多学者的关于媒介素养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其结构大体包含四大领域：语言学、心理学、哲学以及艺术研究。（注：Hortin，J.A.（1980）“Visual Literacy and Visual Thinking”，转引自吴翠珍：《媒体教育中的电视素养》，台湾《新闻学研究》，第53卷。）美国学者凯瑞·巴扎尔盖特指出，媒介素养的构成包含：（1）技术和应用层面，即能从事媒介部门的工作；（2）语言、语义、美学和价值观层面，对媒介内容的鉴赏与辨别能力；（3）结构层面，媒介部门的结构、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注：Bazalgette，Cary，“An Agenda for Second Phase of Media Education”，Robe Kubet eds.，Media Liter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7.）全球化背景下，公众的素养构成已远不能用一般读写能力和一般媒介知识以及本土文化标准来作衡量。欧美等国的媒介文化生产，并没有考虑到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利益与本土文化习惯。随着媒介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其构成的复杂性将逐步彰显。我国在尚未落实媒介素养初级内容的情形下，很快就面临了新的复杂局面，在基本素养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就必须进行更高层次的调整。因此，媒介教育的任务十分艰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