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狄根斯《双城记》“时代” 而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是一个越来越复杂和变动的时代。信息技术的巨大变革不仅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也加速了传播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人们的理想图景中，传播全球化意味着信息资源在全球的自由流通与共享，意味着全球文化平等的沟通、对话与共同繁荣。然而我们面临的现实却是：信息资源全球化流通的不平衡和全球化共享的不平等；传播全球化的伸展，反而助长了文化强权的扩张，严重威胁着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世界文化的前景究竟是多元化还是一体化，跨文化传播究竟是媒介技术力量包裹下的罗马帝国的铁蹄，还是一条流光溢彩、互通有无的丝绸之路，这是所有国家/民族，尤其是弱势国家/民族面临的严峻命题。 我们不能否认媒介帝国主义现象的客观存在，但更应该注意到，国际文化传播中其实有更为复杂多样的作用模式。具体来说，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传播要受到文化亲和力、时空接近性、国际贸易和国际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强烈影响。（注：陈卫星，《跨文化传播的全球化背景》，《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2期。）因此，不同类型不同文化层次的媒介产品，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认同和文化经验的衰亡、持久或繁荣产生的也是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影响。对这种具体模式的研讨远比争论文化全球化的前景更为实际。 加入WTO后的我们，无疑有了更开阔的文化视野。这里面除了好莱坞大片、MTV和米老鼠，还有一个新奇而独特的领域——以探索发现为口号，以知识性趣味性为旗帜的“自然/人文地理”类的国际传媒产品。美国“国家地理”和DISCOVERY频道的节目在中国各地被隆重推出，各种正版或盗版的图书和音像制品也大卖特卖。一时间，这两者成了城市白领身份与品味的象征，成了家长们给孩子现代化教育的必修教材，甚至在中国出版界掀起了一股“地理热”。然而，在这忽然斑斓起来的地理视野里，我们发现和看见的，究竟是怎样的地理？我们又是在怎样地发现和看见地理呢？ 一、“国家地理”——一种特殊的传媒类型，一个典型的文化读本 《中国国家地理》在自己的宣传词里这样写到，“你看过《廊桥遗梦》吗？《国家地理》的记者不仅拍摄如诗如画的图片，其自身的经历也编织着种种传说。你看过《泰坦尼克号》吗？《国家地理》不仅寻找和打捞沉船，也打捞令人心碎的故事。地理是一种教养，地理是知识的平台，地理是一种气质，地理是谈资和话题。”（注：肖国良，《（中国国家地理）的气质》，传媒观察（http：//www.chuanmei.net），2002-9-27。） 这里的“地理”，和我们中国传统教育中的那个“地理”，显然有着不同的意义；而“国家地理”，也决不仅仅只是一份美国杂志的刊名，它已经成为了一种特有的刊物类型。 以创刊于1888年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为先导，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先后创办了自己的“国家地理”杂志。如德国的《地理》、《科学画刊》，英国的《新科学家》，法国的《科学与生活》，日本的《牛顿》，澳大利亚的《国家地理》，加拿大的《加拿大地理》等等。这类杂志的全球热销，使从事媒体教学和研究的机构将其列为一种独立的媒体类型。上世纪60年代，美国斯坦福传媒学院的教材中最先讲述“国家地理”类媒体的特质，80年代中国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院正式为该类媒体编撰讲义。 作为“国家地理”类媒体，其特质有：第一，选题以地域性和地理发生学为原则，强调某地区独有的自然和人文现象，并揭示时间序列上的自然演替和人文兴衰；第二，对科学发现、探索、进展中的热点、难点和疑点性问题的深入报道及权威分析；第三，图文并茂，制作精良，尤其是地图、照片和插图，不仅具有艺术欣赏性，而且要有准确无误的公众实用的科学内涵。（注：李栓科，《认识地理三步曲》，《中国国家地理》2002年第12期第20页。） “国家地理”类媒体模式在国际传播领域中，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首先，由于以“自然人文地理”为主题，性质上属于科教文化类，与时事类和娱乐性类媒体产品相比，更容易跨越种族和意识形态的规限，因此也更容易被输入国和地区的政府所接受； 其次，“地理”的内涵丰富多样，全球的自然人文地理资源具有无穷无尽的神秘魅力，而人类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是无穷无尽的。因此，可以最大范围地不断挖掘、培养和扩大受众； 第三，由于刊物本身的学术背景，使其对相关问题的报道与考察，较一般媒体更具有权威性和科学性，也因此更具典藏性； 第四，此类媒体知识性与趣味性并重的风格，图文并茂甚至图重于文的操作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化层次和语言的界限，能够满足不同文化群体的需求。当然，这种对不同文化层次的消解，只是在一定程度内的，但这恰恰是“国家地理”的另一个法宝——品位的价值。像这类纸质精良、印刷精美、图片漂亮的杂志，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消费得起的。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中产阶级，或者城市白领，是此类刊物的最大消费群，此类刊物也尽最大努力扮演这一类人群品位与时尚的代言人； 第五，由于此类媒体在国际文化传播中的特殊作用，输出国政府也会采取各种方式来予以扶植，从而使其在国际传播中能够更加具有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