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报道过无数企业兼并案例的《华尔街日报》现在变成了兼并的对象。 导致这一后果的原因之一就是母公司道琼斯未能遵守风险分散的基本原则，多年以来一直依靠《华尔街日报》获得超过50％的收入，利润比例更是高达70％。《华尔街日报》也一样，广告客户主要来自技术和金融领域。按照《纽约客》的说法，这使它对网络行业的戏剧性的兴衰有了比其他报纸更加深刻的认识：1999年，网络泡沫达到顶峰，《华尔街日报》的广告订单数量庞大，以至于它要开辟第四版块“生活之道”以满足广告客户的需求；之后网络泡沫破灭，技术和金融领域相继陷入低谷，该报首当其冲受到拖累；2002年道琼斯亏损800万美元，削减成本接近1.79亿美元，自2000年以来已经裁减全职员工超过1700人，约占原总数的1/4。 另一方面，该报从表面看来仍然是美国最具影响力也最令人羡慕的报纸，发行量超过180万份，仅次于《今日美国》。如果算上大约40万仅订阅其收费网络版而没有订阅印刷版的读者，它就是美国报界的销量冠军了。而且它的读者的平均年收入在20万美元，约为《纽约时报》读者年收入的两倍。 在这种情况下，它成为其他公司窥伺的目标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公司包括新闻集团、皮尔森集团、通用电气和微软等。就在2002年，贺开宇（Karen Elliott House），这个先后担任过《华尔街日报》外交记者、国际版主编和道琼斯公司负责国际业务的副总裁，并曾获普利策奖的女性，出任该报全球发行人。 也是在这一年，该报主编珀尔·斯泰格（Paul E.Steiger）在纽约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发表这样的开场白：“我不是业务经理，确切地说我的工作是为读者服务，出版这份报纸——当然，这个工作是在一定的预算范围内进行的。我本人并不会决定要花多少钱，这是公司的责任，具体而言就是我们发行人的责任。” 2月7日上午，正在北京访问的贺开宇以《华尔街日报》全球发行人的身份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话题就从她的职责说起。 新闻是报纸的价值所在 《21世纪》：你这次到中国来，目的是什么？ 贺开宇：我主要是来看这边的采编人员，跟饶猛志（道琼斯中国首席代表）讨论业务方面的进展，以及尝试跟中国方面的人士交谈。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话题，我从1978年开始就已来过中国多次，所以这次的目的就是巩固我对中国的认识，加强我在中国的联系。 《21世纪》：在你看来，跟上次访问相比，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 贺开宇：我上次来是在3年前，所以我还没留意到外表起了什么特别显著的变化。因为北京一直那么大，那么现代化。而在实质层面似乎显示出更大的活力，活动也更频繁，业务讨论可能达到的高深水平以及人们正在思考的、准备要谈的问题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21世纪》：你是以发行人的身份到这儿来的吗？ 贺开宇：我想是的，反正我现在是没法放下这个身份了！但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更像是一个记者，而不是一个业务经理。在我们报社，发行人负责两个工作，一是记者，二是业务经理。事实上，我处于二者的交叉点，因为报社的评论版、新闻版（斯泰格主编）以及全体经营人员都要向我汇报。但这次的中国之行，我更主要的工作是像记者一样努力倾听和学习，换句话说我到这儿来不是为了完成什么业务合同。 《21世纪》：作为一家报纸的发行人，你觉得经营和采编方面的经验哪一个更重要？ 贺开宇：我觉得要做好这个工作就必须二者兼备。我们的主要产品就是新闻内容，因此我认为对这个产品的理解和尊重很重要，如果你做过记者，你就能理解和尊重这个产品，记者的经验确实很有帮助。与此同时你还要明白，要想成功经营一份报纸，你还得把它看作一门生意。 《21世纪》：那你怎样在追求出色新闻与赚钱这两大责任之间取得平衡呢？ 贺开宇：在我们报社，这是一个长期的传统，所以我不必创造它，只需坚持它。我们坚信，如果你不能生产一个高质量的产品，你就不能取得长期的商业成功，因此关注质量是必不可少的。而要生产一个高质量的产品，你就得关注这个产品的消费者，在我们这里指的是读者。不管读者看的是我们报纸的网络版还是印刷版，或者通过道琼斯通讯社和其他渠道看到，我们都要关注他们究竟需要什么，并且竭力将这些内容及时、准确以便于阅读的方式提供给他们。这是我们的首要关注目标。如果你要成功，你就必须赢得读者的信任，所以我们非常严格地区分广告和新闻。新闻是我们的价值所在，也是我们可以为股东创造价值的工具。 过去几年，美国经济特别不景气，我们也不得不想出更多办法来降低成本，但我想（主编）珀尔·斯泰格还是会告诉你，我们没有损害我们的新闻产品。如果我们出于改善业绩的考虑而那样做了，很快就会尝到苦头。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当然需要削减成本，但假如你削减成本到了损害产品质量的地步，哪怕可以短期改善你的经营利润，却会在更长时期内危害你的业绩：一旦你破坏了质量和信任，你就一无所有，等到经济复苏，你也没法赚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