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道、佛、禅、理诸家中，对于中国戏剧美学影响最力者无疑是道家思想。与其他各家相比较，道家更富于审美的气质，观照天地万物更多审美的眼光，更注重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道家也更多显示出素朴的心理学倾向，对于审美心理的规律有着大量的直观描述。与此相关，道家所运用的概念、范畴在美学中更具普适性，常常被中国戏剧美学引进和采纳。因此这样说应是不过分的：道家思想构成了中国戏剧美学最重要的文化底蕴。 一、“填词皆尚真色”——戏剧的美学本质 “尚真”是道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决定着道家的基本价值取向。如所周知，儒家追求美善统一并突出“善”的主导作用，而道家则讲究美真统一并强调“真”的根本意义，因此如果说儒家思想倾向于伦理学的话，那么道家思想则倾向于天道观和人性论。在这方面庄子比较典型，据台湾学者王煜统计，《庄子》一书中“真”字共出现66次，其中作形容词30次，作副词11次，作名词25次〔1〕。 庄子所说的“真”有三层意思值得注意：首先，“真”是道家思想的最高范畴“道”的重要特征。在庄子看来，“道”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但却是天地万物的本原，“道”存在于天地万物之先、之上，也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然而“道”的存在却是无所依傍、无所假借的，“道”本身就是最高的“真”，任何事物只有与天为一、与道同体，才能到达“真”的境界，也只有那种得道之人才能成为“真人”。庄子说：“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于道者也若此。”〔2〕这就是说，所谓“真人” ，只是登至于道才具备了无待于物的品格。其次，“真”是指事物自然天成的本性和不受外力强制的自身规律。庄子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3〕可见“真”即“天”， 亦即事物固有的天然本性，这就象牛马生来就有四足一样。庄子竭力反对用人事去毁灭性，用造作去伤害性命，用得失之心去追逐名声。总之，庄子“尚真”思想的一大主旨在于尊重事物的本真性分和自身规律。再次，“真”也是指人的真性情、真精神，它使得人在面对世事变迁、处理人伦关系时表现出真诚的情感态度，当然这种真性情、真精神最终仍然是禀受于自然无为的“道”。庄子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4〕这种真性情、 真精神从根本上决定着人外部的神采风貌，如果缺乏这种内在的真诚，那么在处世为人上任何外部表现都不能不是虚伪、矫饰的。因此这种真性情、真精神乃是协调人伦关系的最高律令，而那些人为设定的伦理道德规范倒是反显而得勉强和外在，不足以成为人们所应恪守的准则，相反地只能滋养矫情和伪善。这里庄子提出“法天贵真”的口号，以对于真性情、真精神的大力推崇而公然亮出了与儒家的伦理说教尖锐对峙的姿态。 庄子的“尚真”思想有力地启发了中国戏剧美学。中国戏剧美学历来将“真”视为戏剧的灵魂，形成了“尚真”的戏剧本质论，徐渭认为戏剧“宜俗宜真”〔5〕，汤显祖认为“填词皆尚真色”〔6〕，冯梦龙自许“子犹诸曲，绝无文彩，然有一字过人，曰‘真’”〔7〕。 袁于令褒赞《焚香记》一剧“惟一‘真’字，足以尽之耳”〔8〕。 如此等等。这种“尚真”的戏剧本质论虽有其他思想作背景，但主要还是取源于道家思想。 与“尚真”的戏剧本质论相关，中国戏剧美学形成了自身特有的一些问题。重视戏剧意境的营构，是中国戏剧美学的一大特色。一般地说，意境具有即景生情、情景交融的特点，但在“情”“景”二端中，“情”比“景”更重要，也更具主导意义，“情”外射于“景”、统驭着“景”，从而使“景”往往成为“情”的载体，布满“情”的色彩。中国戏剧美学从“尚真”思想出发，进一步将真情至性立为戏剧意境的根柢，立足于此而看待情、景之关系，揭示了戏剧意境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格境界、真我境界。在这一点上，王骥德提出彰显“真性”，李渔主张“只就本人生发”，都已经不是泛泛而论情景关系，而是将问题归结到真情至性上来，有了更加透彻的理解。写景状物乃是创造意境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戏剧的意境创造多涉景语，但是一切景语都应从真情至性之中生发出来，当然这并非说景语就是人心的主观表现，而是说它经过了人心的涵泳和凝聚，在创作过程中人们从真情至性出发，对他眼见耳闻的风月花鸟加以选择、提炼、整合，才能创造出那种生机盎然、空灵圆转而又绵渺无尽的佳境，而且显得游刃有余、应付裕如。王骥德说：“在此高手，持一‘情’字，摸索洗发，方挹之不尽，写之不穷，淋漓渺漫，自有余力。”〔9〕相反地， 如果失去真情至性这一根本立足点，外部景物便失去了聚光点，变成与人相互游离、相互对立的东西，纷纷沓沓而茫然不可收拾，一旦为这种纷繁芜杂的景语所弃斥，戏剧创作便丢掉了自身最本质的东西，而让非本质的东西入主其中，最终导致意境创造的黯然失色甚至完全失败。王骥德对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表示了坚决的否弃态度：“何暇及与我相二之花鸟烟云，俾掩我真性、混我寸管哉！”李渔也本着对性情之真、本我之真的高度重视，主张“舍景言情”而反对“舍情言景”。他指出：“舍情言景，不过图其省力。殊不知眼前景物繁多，当从何处说起？咏花既愁遗鸟，赋月又想兼风。若使逐件铺张，则虑事多曲少；欲以数言包括，又防事短情长。展转推敲，已费心思几许。”而“舍景言情”则“只就本人生发，自有欲为之事，自有待说之情。念不旁分，妙理自出。”〔10〕二者之优劣利弊不辩自明。总之，中国戏剧美学将戏剧意境的根柢追索到“真性”、“自我”、“本人”，将其视为一种人格境界和情感境界，其中有着庄子思想的深长渊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