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文化巨人 两种文学传统

——孔子与柏拉图的文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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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1996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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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与柏拉图,这两位古代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巨人,不仅给后人留下许多探索社会人生和安邦治国的格言,显示其作为思想家、教育家深邃的思想和渊博的知识,同时对文艺也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见解,构成了他们关于文艺的本质、文艺的功能、文艺的审美理想等独特的思想体系,影响了中西方一代又一代文艺家的价值观念、艺术趣味和美学追求,并逐渐形成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学传统。

      一 主“善”与重“真”

      文艺的本质是什么?是对人类心灵的显现,还是对客观世界的摹写?自古以来,中西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不尽相同。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最早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尚书·尧典》:“诗言志”。古代诗、乐、舞三位一体,我们可以把这里的“诗”理解为文学艺术。可见,我国古人把文学艺术看作是作者“情志”——思想感情的流露与外现,而不是对大自然和社会人生的摹写。

      “言志说”成为中国古代先贤们关于文艺本质的共识。孔子遵循这一观点,并在此基础上予以发展,提出了“美善说”: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韶》乐是歌颂大舜文德的。大舜以禅让得天下,又以禅让传天下,是以德服人,可谓尽善尽美。故其音乐荡气回肠,令人陶醉,孔子闻之,竟“三月不知肉味”,大加赞赏说:“想不到音乐感人之深到了这种程度!”而《武》乐是歌颂周文王、周武王武功的。在孔子看来,他们虽然是以有道伐无道,不失为明君,但毕竟不是靠礼让而是以武力夺取天下,故其音乐虽有一种威武雄壮之美,但未尽善也。这表明,孔子心目中的“志”,并非一般的“情志”,而是以“善”这个道德观念为内涵的情志。

      “善”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孔子倡导的“仁”。关于’仁”的含义孔子对颜渊和樊迟有过明确的回答:

      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同上)这就是说,既可将“仁”内化为修已之道——“克己复礼”,又可将其外化为治人之政——“爱人”。怎样才能做到这点泥?孔子说: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上)按照儒家的伦理规范,礼是人们的行为准则。没有礼,无法敬礼天神地祗;没有礼,不能将人分为君臣上下的不同等级;没有礼,也不能分别家庭、亲戚的亲疏远近。孔子正是想通过强调“礼”来教人修身养性,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实现“仁”。

      孔子还很看重“乐”。如果说,孔子通过“礼”从外部规范人们的行为、礼仪以达到“仁”,那么,他想通过“乐”对人们情操的陶冶,使人们从内心归向“仁”。所以,他在谈“诗”、“乐”时,总是与“仁”、“礼”联系在一起: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这就清楚地表明,孔子不仅要求文艺能唤起人们的精神愉悦,更主要的还要用“仁”和“礼”等道德规范对人进行道德伦理的教育和熏陶。这才是孔子心目中文艺的本质。

      文艺中的真善美本是统一的,但从孔子对《韶》乐、《武》乐的不同肯定中,已清楚地表明,他在三者中格外看重“善”,是“以善主美”“以善主真”。孔子这种文艺本质论对后代影响很深。在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在考察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和艺术价值时,总是首先看重它“重人伦,敦教化”的伦理道德功能,虽然不排斥文艺的审美功能和作家的主观情志,但须“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服从文艺的教化作用。遵循此道的作家、艺术家,往往对伦理道德的肯定超过对审美价值的追求;劝善惩恶的创作倾向,有时影响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淡化对人生哲理的思考与探索。

      但并非所有作家、艺术家都能做到这点,也不是一切文艺作品都能达到这一标准。于是,孔子又提出了一些具体原则:

      其一是,“思无邪”: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思无邪”是孔子对文艺用于表现社会生活时提出的标准,是“美善说”在文艺反映社会人生时的具体运用。孔子的意思很明确:《诗经》全部诗篇所表达的思想情感都是纯正无邪的,可以排除人们头脑中的杂念,净化人类的心灵。因为“无邪”就是“归于正”(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就是“论功颂德,止僻防邪”(刘宝楠《论语正义》)按照孔子这个标准,文艺作品必须排除那些与儒家的仁、义、礼、信等道德信条不符的邪思邪念,既使它如实地反映了人们的思想情感,也能给人以美感享受,符合文艺“真”与“美”的要求,但如果与“善”相悖,也应予摒弃。这种文艺本质论和文艺价值观,必然导致儒家对文艺功能的规范:文艺的教化作用是第一位的,认识作用和娱乐作用是第二位的。否则就偏离了文艺的本质,失去了文艺的立足点。

      其二是,“比德说”:

      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

      这是孔子“美善说”在文艺家欣赏自然、表现自然美时的具体运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哲学崇尚“天人合一”。在这种哲学思想的观照下,人们往往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常常把外在的伦理规范和内在的个人情感结合起来: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那奔流不息的江水本是无情的,年年月月在那里默默地流淌。但在孔子眼中它是有感情的。孔子面对江水的感慨含有深邃的人生哲理,而这人生哲理却是借人情化了的江水流露出来的。在孔子看来,自然界的山水本无所谓美丑,只有当它们和人的主观情志,特别是与某种“善德”联系在一起时,它才是美的。人们欣赏自然山水之美的过程,就是人的道德观念寻求客观再现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交感相应的:既是自然山川之美唤起了人的美感,又是人在用自己的主观情感拥抱大自然时赋予了自然山川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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