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是我国文化思想的繁盛期，其间以对后世影响深巨的理学为最盛。前理学时候，宋儒倡言“道统”，但还是执着于现实层面的，即以孔孟的仁义道德来教化社会。至学际天人、学至圣人的理学人物，则发展到超现实层面，即以伦理道德抽象而成的“天理”、圣道来统摄一切。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道学（理学）派别，虽然不少，但有一共同之点，是想把儒家言建设在形而上学，即玄学的基础之上。”程朱学派（二程、朱熹、邵雍、真德秀、魏了翁等），其用力所在，不再满足于将仁义道德仅仅视为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而是与无限的自然律动相融合，使之成为宇宙人心的根本，从而“明吾心之全体大用”，达到与天、理、圣等一的高明纯净的乌托邦境界。其心性和谐、天道和谐的美学思想体现的正是对这种超验境界的体悟。 一、心性和谐之美 程朱的心性和谐之美，侧重不在个体与社会大群的关系，而是“向内转”。“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五），应“唯务养性情，其他则不学”（同上卷十）。朱熹也认为：“只理会自家身己是本，其他都是间物事”（《朱子语类》卷一三0），“大抵人之一心，万理具备。若能存得， 便是圣贤，更有何事？”（《答项平文》）所以，程朱一派的心性和谐是人内心之和谐，“学以至圣人”就是改造“人心”而至圣人境的和谐。程颢《定性书》云： “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今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程氏文集》卷二）人心达到“定”，就可以内外两忘、澄然无事。这正是程朱心性和谐之美的旨归。人心要达此境，就得革尽人欲。“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朱子语类》卷一三），“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才是“至善”（见《大学》“在止于至善”朱子注）。人心至如此，也就“外物不接，内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于止而无咎也”（程颐，《周易程氏传》卷三）。 程朱理学人物涵养性情、心性和谐的至善至乐境界，是与持敬主静相连的。被理学人物视为开山祖的周敦颐认为，圣可学，“一为要，一者，无欲也”（《通书》第二十章）。其《太极图说》谓“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而主静（无欲故障）立人极焉。”此说为程朱等所发挥，尽管他们为了防止弟子后学因“静”而入释氏之说，“不用静字，只用敬字”（《二程遗书》卷十八），但敬、静实属大同小异，无本质之别。朱熹《答张敬夫书》云：“敬字功夫，通贯动静，而以静为本”。（《朱子语类》卷十二）又云：“程先生说敬字，只是谓我有一个明底物事在这里，把个‘敬’字抵敌，常常存个‘敬’字在这里，则人欲自然来不得。”（同上）后来的真德秀解释二程“主一谓静”时说：“静时能静，则无思虑纷纭之患，动时能静，则无举措烦挠之患，如此则本心常存而不失。”（《宋元学案·西山真氏学案》）程朱学派持敬主静，强调“主一无适”，由不敢轻为、不敢妄为而至无欲无为、顺乎自然。“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二程遗书》卷十八），甚至“只有所向便是欲”，“虽有意于为善，亦是非理”。（《朱元学案·伊川学案上》）大公而无情，持敬而无欲，无所为而然，唯务性情所求的心性和谐就在其中。 可以看出，程朱一辈之心性和谐，不象传统儒家那样在“人与人”的关系，而是在“人心与物”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合的“理（自然）与欲（有所向，有所为）”的关系。传统儒家的“诚”“敬”“仁”都被改造为其所用。程颢《识仁篇》云：“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二程遗书》卷二上）又云：“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宋元学案》卷十三）心性和谐之美，实是人心与天地万物归一的太虚大乐，其关键是无欲无为，虚静自然。这从对天道和谐之美的论述中更可见出。 二、天道和谐之美 天道和谐之美是心性和谐之美的归结。程朱人物讲“至圣之学”，可分为互渗互补的两途：涵养性情和格物致知。涵养性情从人的心性出发，格物致知是“即物而穷其理”，以至“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涵养性情是为了物我两忘的无欲之境，格物致知是克尽人欲、明天下万物事理而顺之，与之无二。可见两途莫不是汇合在“心归于物”、“人走向天”的澄然无我之至乐的。朱熹谈天命与人的关系说：“命，谓天之付与，所谓天令之谓命也。有以气言者，厚薄清浊之禀不同也，……有以理言者，天道流行，付而在人，则为仁义礼智之性……二者皆天所付与，故皆曰命”。（《朱子语类》卷六十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人向天的依附，以天令为是。真德秀也说：“盈乎天地之间者，莫非物，而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则具此理，是所谓则也。……则者，准则之谓，一定而不可易也。……夫物之所以有是则者，天实为之，人但循其则尔。”（《大学衍义》卷五）人作为“物”归于天道，心性和谐之美与天道和谐之美的融合统一，魏了翁的一段话很能说明这一点：“夫人生于两间，而与天地同体，出乎百世之下，而与圣贤同心，使皆能以周子之说反而求之，寡欲以养其心，养心以极于无欲，则是心之运，明通公薄，岂有一毫之私间之哉！”（《魏鹤山集》卷四十四《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