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在这里指的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中的美学，它从先秦时代一直绵延到清末时期。这样来界定，并不是说现代以来的中国没有美学，而是表明，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的美学是有别于西方的，也是有别于现代以来中国国内的主流美学思想的。这样一种独特的思想体系在现代以来已失去了它在艺术话语领域中的主流地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人曲解，或受到了漠视。 应该承认，在当代的美学研究中，如采用传统的中国美学体系已不能适应新的艺术和新的艺术意识的需要，并且由于借鉴和移用了西方美学体系，也使得当代的中国美学研究比起古代来就有了新的范畴系统和思维方式，这可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正像当代的生物工程技术一样，在改良生物品种的同时，尽可能地使生物基因保持多样化，是未来发展的可靠保证，在人文学科中保持和重新发掘古代的思想传统，也是学科建设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可靠保证。在这个意义上，探讨中国美学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错位问题，便是既有理论价值，也有现实针对性的一个研究课题。 一、从话语权势到“东方主义”：错位效果理论探源 话语权势，也可称之为话语权力（the power of discourse）。将话语同权势、权力结合起来看待，这始于法国的解构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科。他在一系列著作中，包括《词与物》、《知识考古学》、《论知识的颠覆》、《监督与惩罚》，以及3卷本的《性史》等书中， 都涉及到一个主题：话语的权势问题。 福科的理论带有一般解构主义的共性。他认为，所谓真实性并不是对象的一种属性，而是在特定理论框架中体现的属性，假使某种理论宣称它已发现了久久求索的真理，那么该真理也不过是该理论系统内部的逻辑产物，譬如中医的“气血”概念找不到在西医中的相应词汇来传迻，甚至也没有解剖学上的依据， 但它在中医的望闻听切的手段中有所体现，并且根据气血方面的病理学辩证施治，也确可达到治病救人的功效。这样一种非本质主义的真理观算是解构主义者的共同观点，再进一步，福科有他个人的见解。 其他解构主义者，如德里达认为，话语并不反映现实，话语只是反映了话语体系的内部关系，可是福科还是看到了话语同话语之外的世界的联系。福科认为，话语是从一定角度来表述的，话语也往往包含了一种评价，另外话语的表述有自己一套约定俗成的惯例，这样，话语就体现了一种权势，在话语中描述的客体是被话语权势所支配的，话语的受话者受到话语的指令，再有一点则是话语还提供了话语主体以合法性的地位。如“老鼠是一种有害动物”是一段话语，在该话语中，老鼠生存的合法性就被剥夺了。本来从纯生物学的意义上看，老鼠即使不比人更有价值，那它也和猫、松鼠等动物一样是生物进化史上的一件珍贵作品，可在该话语中，对受话者也有须以鼠为敌的诉求，否则就有敌我不分之嫌；再者则是这一表述就使人有一种价值评判原点的作用，所谓有害、有益，都只是以人的利益为价值尺度，当对人有益时，砍伐森林不算错，而对人不利时，一只虫子吃了一片林中树叶也算罪过。 福科的理论对于话语权力有较多的论述。他在3 卷本的《性史》中，认为“应当建立一门不再把法律当做模式的规则的权力分析学”，对他来说，权力的根源不是指国家机器和官员的权位，“权力不是制度、结构、力量……而是在一社会中用于指复杂战略分析情境的名称”。〔1〕在福科看来，话语体现了权势，而权势又可以提供话语， 如各门学科或专门话语累积起来，组成公共机构，包括高校、研究院、法院等，反过来，这些公共机构又生产出新的话语，如教学讲义、研究报告和法院文告等。 福科的话语理论发表后，很快地在文学、社会学、文化学、哲学以及政治学等层面都产生了影响。美籍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赛义德实际上是在福科话语权势的理论下，写出了他的《东方主义》（1978）和《文化帝国主义》（1993）两本书。他认为，虽然话语都可能体现了某种权势，但不同话语的权势是不等值的，有强势话语和弱势话语之分。如课堂师生问答中，一般地说教师一方代表了知识的发布者和学生成绩评定者，所以他的话语是从强势立场发表的，学生则处于弱势话语的地位。在《东方主义》中，赛义德指出，在西方文化界，西方学者凭着自己的强势话语，对于东方社会和文化常有严重曲解和歧视，为西方凌驾于东方提供了一种道义上的合法性依据。如哥伦布到达美洲被说成是“发现”美洲，其实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前上千年就有印第安人在那里生活了。这种“发现”就是以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来作为评价世界史的尺度。非洲一位学者也曾以泰国“人妖”现象为例来提出了类似见解。泰国是一个佛教的国度，该国文化主要就在这一框架下定位，但是，当年的欧洲殖民者是从猎奇角度看到了泰国的去势男性——人妖，他们是一种下等的从艺者和从事色情行业的人——于是就以人妖文化来作为泰国文学的代表，而这一明显的误解又由于泰国旅游业为了招徕海外游客，也就以此作为该国文化的表征。可以说，早期殖民者是以武力为后盾来发表强势话语，而在当代则是以西方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强势来作为话语权势的后盾的，它使第三世界的文化“心甘情愿”地处在被人命名的弱势话语的地位。 应该说，“话语理论”的火药味是很浓的，它的激进色彩使其在言说中常有过激之处，可是它也确有一些真知睿见的成分。在美学领域，中国传统美学在当今就可能面临被强势话语误指的状况。 二、艺术本质观方面：艺术是什么对艺术如何是的错位 每种文化、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艺术，同时也就伴随有自己的艺术观，这些艺术观可以有相似之处，也可以极不相似，根本就不是对同一问题言说的状况。譬如，佛教文化中的艺术推崇“象教”的威力，认为造型艺术可以把观念性的东西用具象来表达，可以起到很好的宣传、教喻效果。佛教的门廊，竖立着横眉怒眼、虎视眈眈的四大金刚，它们注视着入庙的来人，仿佛稍有对佛的不恭就会受到金刚们的惩戒。在庙内的大殿里，则是佛的慈悲、宽容、祥和的容貌呈现在眼前，使人能有一种真正觅得安全的感觉。如果说金刚的伎俩是逼人就范，那么佛的所为就是诱人信服，这种软硬兼施的象教确实是可以起到作用的，至少是可以影响到人的无意识的，而伊斯兰教则认为对任何形象的膜拜都可能导致偶像崇拜，而真神安拉是一种精神，他可以化为各种形象呈现，但形象本身并没有神力。如果说伊斯兰教也有“象教”的话，那么它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如清真寺的圆型屋顶有象征性的意义，屋顶下俨然是人间的乐土，因为它自诩自己才是真正有真理的宗教，而其他宗教则是邪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