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布洛（Edward Bullough，1880—1934）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美学家和语言学家。他一生著述甚多，但真正奠定他在世界美学界地位的是《作为一个艺术中的要素与美学原则的“心理距离”》一文（以下简《距离》，见《美学译文》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在这篇文章中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心理距离”这个概念。在这里，布洛超越了人们对“空间距离”与“时间距离”的认识，而侧重于从心理学角度去阐述审美过程中的“距离”问题，从而创立了自己的美学理论体系。布洛认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距离乃是一切艺术的共同因素”，是人们在审美过程中必须把握的、且非常重要的“一种美学原则”。他的这一理论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有很大影响。 其实，早在17世纪前半叶，中国就已经有人注意到了审美过程中的“距离”问题，这就是清初诗人、诗论家王士祯（1634—1711）。他明确将“远”字作为“诗旨”。曾于《蚕尾文》中讲到：“咏物之作，须如禅家所谓不粘不脱、不即不离，乃为上乘。”而对咏事之作，则主张“不著判断一语”。强调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实际上讲的就是审美主、客体之间的“距离”问题。 那么，同是讲审美“距离”，布洛与王士祯的理论有什么异同呢？本文试作一些粗浅的分析与比较。 一 布洛对其提出的“心理距离”理论作了一些说明和分析。他认为，主体和审美对象保持“心理距离”是唤起主体美感的基本条件。“心理距离”的作用就是有效地切断人与现实的功利关系，使审美主体以超然的心态去观照这些对象；这样才能使对象产生审美效应。“距离”虽然是引起美感的内在条件和基本原则，但这种“距离”要适当，“距离”太小，主体难能产生美感，“距离”太大，主体对客体无动于衷，当然也无美感可言。所以，不论是从创造美学讲还是从接受美学讲，都有一个最佳距离问题。当主、客体间的“距离”太近时，主体就很难用审美的眼光去观照对象，往往用快感、情欲等替代了美感。然而，如果主客体间的“距离”太大，主体对对象不关心，对象不能唤起主体的兴趣与热情，主体自然也就不可能产生美感。不论是“差距”还是“超距”，都是“失距”，主、客体间未能保持适当的心理方面的“审美距离”，自然也就无美可言。这就是布氏“心理距离”的基本内容。 王士祯对“心理距离”没有做过专门的论述。他的“清远”诗论是他在阐述自己的论诗主张“神韵说”的过程中涉及到的，或者说，“清远”论是构成王氏“神韵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氏把“远”字作为不易的“诗旨”。清初诗坛大家钱谦益在《王贻上诗集序》中讲到，王氏“谈艺四言：曰典，曰远，曰谐，曰则”。这里就提出了一个“远”字。研究者把王渔洋的“神韵说”归纳为意境、清远、兴会三个方面，而清远，我认为讲的就是诗人与表现对象的关系，也就是保持一种“距离”，一种“心理距离”。王士祯曾举例论述“清远”，如： 汾阳孔文谷（天胤）云：“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见《池北偶谈》卷十八） 王氏在论述“神韵”时，其中也多含“清远”之意： 宋景文云：左太冲“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不减嵇叔夜“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愚案：左语豪矣，然他人可到；嵇语妙在象外。六朝人诗，如“池塘生春草”、“清晖能娱人”，及谢眺、何逊佳句多此类，读者当以神会，庶几遇之。……顾长康云：“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兼可悟画理。（见《古夫于亭杂录》）王氏此类论述很多。显然，他所描述的种种“清远”的意境，不仅指物境（客体）的清幽淡远，也包含了主体心境的清淡闲远，是物境与心境的和谐统一。这种“统一”的取得就要求主客体要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即“远”。 以清远论诗，并非始于王士祯。王氏在论述明代杨巍的诗时曾说，杨氏之“五言古诗，清真简远，陶、韦嫡派也，五律尤高雅沉淡”（见《居易录》卷二十）。然而，“清远”二字到了王士祯笔下，却有了独到的、具体的见解与阐释。它成为“神韵”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布洛与王士祯，尽管一个生活在现代的西方、一个生活在中世纪的东方，但他们的理论却有许多相似与相通之处。具体说来有这样几点： （一）他们都非常注重审美过程中主体的情感投入和移情的重要作用。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布洛根本否认美的客观性，而注重对美感效应的研究。他强调从“心理学方面、主观方面来研究美学”，认为那样做的好处是“它不会造成用客观的标准、准则和范畴来抹杀掉丰富多彩的美感事实，使人们更加重视美感效应所表现出来的差异”（见《美学词典·布洛》）。布氏曾在《距离》一文中明确讲到：“距离并不意味着非人情的纯理性关系。恰恰相反，它所描述的是人情的关系，而且往往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只不过有其奇异的特性罢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布洛的“‘心理距离’也就是指主体能把某种主观经验的内容投射到客体上去，但这种内容已不完全是某人的主观经验，它能被作为一种客观的事物加以静观”（参见朱荻《当代西方美学》）。说得明白一点，就是主体把自己的某种感觉、某种心情“移于”对象，形成一种审美观照。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他所举的海上遇雾的例子：当时环境并没有变，危险也不曾解除，但如果人们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换另外一种情绪和另外一种心态来审视这场海雾，它不仅变得不那么可怕，反而幻化成了一幅幅美景，从而给你一种美的享受。这就是移情所起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