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象·数·形”是《周易》开创的天人合一、时空互渗的三维思维模式，它引发了中国美学和艺术对尽意之象、境界、气韵、悟性以及生命意味的执著追求。“形—数”这一物我对立、时空分离的二维思维模式与文化模式，启示后人对西方美学和艺术在形体摹仿结构、秩序、比例以及科学分析的不懈探索。“象”是中国美学独一无二的逻辑起点；“形”是西方美学的逻辑起点。《周易》关于象、数、形三者间的关系的精辟阐释包蕴深刻的抽象与具象的辩证法，奠定中国美学独特发展的方向。 古希腊毕泰戈拉学派的数理美学和中国先秦《周易》的象数美学之间，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东方智慧和西方理性几乎不约而同地齐步达到人类理论思维的高峰：“数”被看作万物的始基，用最简易的数的组合显示天地自然复杂运动的必然秩序。 毕泰戈拉学派活动的时间（前6世纪到前3世纪）与《易传》成书的时间也大体相符， 如此巧合在人类文化史上实不多见。但是，《周易》将“数”导向太极阴阳的流变，导向天、地、人交感相应、生生不息的创化过程，导向主客交融的时间性的“象”，开启了中华文化基于整体经验直觉的独具一格的象数思维方法和理论模式，引发中国艺术和美学对“尽意之象”的不懈追求；毕泰戈拉学派则将“数”导向点、线、面、体，导向“黄金分割”的固定比例，导向客观外在的空间性的“形”，开启了西方文化基于理性分析演绎的“形”与“数”相结合的思维方法和理论模式，引发西方艺术和美学对“形”的摹仿与形式美的无穷探索。《周易》以“象”为核心的象数美学和毕泰戈拉学派以“形”为核心的数理美学，集中代表中西文化的两种阐释方式和价值取向，实际构成中西文化比较分析的逻辑起点。 一 《周易》和毕泰戈拉学派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滋生发育。《周易》深深植根于中国原始巫术文化和发达的农业文化的土壤之中，在古代的数学和天文学的基础上形成，是用于行为预测的筮书。从伏羲时代始创八卦，经周文王时代作重卦爻辞，到孔子时代完成《易传》，所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1〕，《周易》是历经千年， 辗转诸圣卜史之手，具有极为深厚的民族文化历史内涵，集中民族智慧精华的集体创作。据张政烺先生考证， 并为近年出土文物证实：“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2〕，在《周易》之前， 确有一个基于龟卜的“数字卦”流行的漫长时期，“数字卦”是《周易》八卦的原型。构成八卦卦象的两个基元数符“—”与“——”，并非来自结绳的痕迹，更非男女生殖器的象形，而是“数字卦”中分别代表奇数与偶数的两个数“—”与“六”（甲骨文与金文写作“Λ”）的演变简化的产物。“—”与“Λ”（后中间隔断而成“——”）这两个数符，通过“数字卦”长期运演过程逐渐具有阴阳化合等多方面的深层涵义，“数”也逐渐具有主宰万物和显示万物变化的哲理意味。“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3〕，《周易》 占筮求卦的操作过程自始至终是数的演运过程，用按一定顺序排列组合的数的运演象征式显示宇宙人生合乎规律的运动。“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4〕，“数”被赋予统摄万物并预兆人类命运的始基性质。 《周易》作为“六经之首”、“大道之源”，完全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数”的哲学。原始的巫术信仰和高度概括的数理抽象在农业文化基础上的奇妙结合成为《周易》象数哲学的最大特色。 毕泰戈拉学派却缺乏《周易》这样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历史渊源。古代希腊在哲学、逻辑学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但在数学、天文学方面则落后于当时的埃及、巴比伦。希腊文化在埃及和西亚文化的影响下得到发展，希腊人从埃及等邻近的东方农业国获得数学和天文学的知识。孕育《周易》象数哲学的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传统的农业文化，推动毕泰戈拉学派数理哲学发展的则是前6世纪希腊城邦新兴的工商文化、 民主政治和殖民运动。毕泰戈拉学派活动的地区南意大利海岸属于希腊的殖民地，它不是希腊本土的哲学。这个学派的创始人毕泰戈拉约于前570 年左右出生于伊奥尼亚人建立的殖民城邦萨摩斯，曾经游学东方国家，在埃及僧院长期学习几何学，在巴比伦学数学。他是赫赫有名的数学家，是几何学这门学科的开山鼻祖。毕泰戈拉创造性地将偏重实用的东方数学成果提升到普遍定理和哲学思辨的高度，将东方数文化和希腊本土流行的伊奥尼亚学派的自然哲学传统结合起来，独树一帜地创立以“数”为始基的数理哲学。亚里士多德说：“素以数学领先的所谓毕泰戈拉学派，不但促进了数学研究，而且是沉浸在数学之中的，他们认为‘数’乃万物之原。”〔5 〕毕泰戈拉学派是以“数”的共同信仰自觉组织起来的具有宗教、政治色彩的学术团体。《周易》的作者是中国古代的圣贤、巫师和史官；毕泰戈拉学派的核心成员是希腊的自然科学家。虽然毕泰戈拉学派有关灵魂不灭以及内部诸多禁忌，如禁食动物和豆子等等具有巫术信仰的成分，但他们的数理哲学并不用于占卜，与《周易》的价值取向根本不同。毕泰戈拉学派的数理哲学不是同原始巫术文化直接联系，而是同新兴的自然科学以及伊奥尼亚学派的自然哲学直接联系。他们和伊奥尼亚学派同样站在自然科学的立场，同样执著于研究客观的自然实体，同样采用理性分析的方法从自然实体本身探索万物所由构成的始基。只不过伊奥尼亚学派的哲学家们将万物的始基归结为水、气、火等单一的物质质料构成的元素；毕泰戈拉则将物质与精神普遍共有的“数”作为万物的始基。《周易》的象数哲学以行为预测为目的，讲究天、地、人之间交感相应以及“象事知器，占事知来”〔6 〕的筮卜效应，是建立在主体与客体双向交流基础上的功能性结构的哲学。毕泰戈拉学派的数理哲学则以单纯的认知为目的，唯一关注的是客观存在的自然实体，力求用科学的抽象概括出实体的本源，是建立在主体对客体单向摹仿的基础上的认知性结构的哲学。中西两种以“数”为始基的古老哲学，虽然都体现了“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 神话之类幻想的一种联系”〔7〕，但历史渊源、价值取向、社会功能以及侧重方面都存在极大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