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美学同儒家美学、道家美学、释家美学一样，都属于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明理学是集儒、道、释三家文化哲学之大成的文化哲学，它同儒家、道家、释家一样，有着自己独具特色的美学思想。 宋明理学作为一种特定时代的产物，其社会思潮、理论形态和思维模式，都有极鲜明的特点，其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文艺现象与审美现象的探讨与解释，必然包含着某种审美观点与审美思想。一些理学家对文学艺术采取了排斥、否定的态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理学美学的某些内容。 我们曾经指出，中国古典美学是一种人生美。因为中国古典美学是以人生论为其确立思想体系的要旨，其对美的讨论总是落实到人生的层面。它认为，通过审美体验，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人生主体，把握人生实质，弄清人生需要，树立人生理想，实现人生价值。而且认为审美不是高高在上或者外在于人的生命的东西，而是属于人的生命存在的东西。〔1〕宋明理学美学则十分突出地表现了这种人生美学的特质。 人生论是中国哲学的中心部分〔2〕。儒家学说从本质上讲， 基本上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关于“人”的学问；其美学思想体系则是一种人生美学。而宋明理学及其美学则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了先秦儒家的哲学与美学思想，为中国美学补充了新的内容。 人生论是宋明理学的核心部分。虽然“北宋以后的哲学家，大都比较注重宇宙论，然其学说的核心部分，仍在人生论”〔3〕。 人生论所要研究的问题涉及寻求人生的智慧、探索生存的意义、研究人生责任、人生态度、人生价值、人生理想等等，而其中心的问题则是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就是生命本身的意义与价值问题。张岱年先生曾指出：中国古代哲学的“人生论之开端的问题，是天人关系的问题，是人在宇宙间之位置的问题。人在宇宙中之位置的问题，也可以说便是人生之意义的问题。”〔4〕先秦儒家明确指出人在宇宙中具有高贵的位置， 因为他具有其余众物所没有的特异优点，“故最为天下贵也”〔5〕。周、 秦之际的儒家所撰写《礼记·礼运》论人之高贵、卓越云：“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把人视为天地之德，天地之心，实非他物所能比拟。宋明理学家更承继和发展了原始儒家的这种思想，他们明确指出人是天地万物中最高贵、最卓越、最灵秀，因而是最美的“至物”，并以充满激情之笔触加以赞美。周敦颐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6 〕邵雍则以数来表示人的高贵，认为“唯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7〕， 因而人是“兆物之物”，是“物之至者”〔8〕。 胡五峰则指出唯人兼备万物之性，故可谓“天地之全也”；而人之性则是“性之极也”〔9〕。 朱熹则指出惟人备有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故人为最灵”〔10〕。总之，在他们看来，人既然是万物之灵、天地之德（善），那么，人必然能领悟其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并使生命不断地向意义生成，因为人居天地之中，兼天地之创造性与顺成性，从而能于整个宇宙生命的创进不息、生生不已的发展过程中，厥尽参赞化育之天职，在厥尽颖悟，足以使人产生一种个人道德价值之崇高感；对天下万物、有情众生之内在价值，也油然而生一种深厚之同情感；同时，由于藉性智睿见而洞见万物同源一体，不禁产生一种天地同根万物一体之同一感”〔11〕。他们特别看重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张载说：“当生则生，当死则死；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馑，亦恤：惟义所在。”〔12〕周敦颐说：“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已矣”，“道义者，身有之则贵且尊”；“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而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13〕。他们以道义为至尊、至贵、至爱，为了道义，视轩冕金玉如土，置生死于度外，可以抛弃官爵财宝，以至付出生命，他们对崇高的人生价值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他们对这种宇宙间最辉煌、最美丽的生命存在，又是万物中最不可思议、最令人费解的生命存在的赞颂，使我们想起一位伟大作家的赞美之辞：“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莎士比亚语） 宋明理学家基于对人和人生的认识，则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理学家的“人学”，归根到底是讨论人和自然界以及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古代思想家把“究天人之际”视为最高的学问与智慧，并由此形成中国传统哲学独特的思维方式，理学家则进一步完成了这个任务。邵雍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14〕朱熹说：“人之所以为学，心与理而已。”〔15〕张载在《正蒙·乾称》中正式提出了“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天人合一”是一种宇宙论。而宇宙论与人生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哲学不重区分，所以宇宙论与人生论，在中国哲学中，本亦是不分别的。中国哲人的文章与谈论，常常第一句讲宇宙，第二句便讲人生。更不止此，中国思想家多认为人生的准则即是宇宙之根本，宇宙之根本便是道德的表准；关于宇宙的根本原理，也即是关于人生的根本原理。所以常常一句话，既讲宇宙，亦说人生。所以其宇宙论与人生论，实分而不分。”〔16〕；因此，“天人合一”既是宋明理学的宇宙论，也是它的人生论，而宋明理学家比以往任何哲学家都更加自觉地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在理学体系内部，尽管同异纷呈，学派林立，但是它所有理论的基础，所有学派的出发点都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据《陆九渊年谱》记载：“（渊）自三四岁时，思天地何所穷际不得，至于不食。宣教公呵之，遂姑置之，而胸中之疑终在。后十余岁，因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今来曰宙’。忽大省曰：‘元来无穷，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者也。’乃援笔书曰：‘宇宙内事乃已分内事，已分内事乃宇宙内事。’”〔17〕 理学家所说的“天人合一”，既不是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毫无分别的浑沌一团，说成无自我意识的浑沌状态，也不是把人和自然界根本对立起来，实现所谓认识意义上的“同构”。它主要是讲价值关系而不是讲认识关系。〔18〕在理学那里，“天”与“人”是高度和谐统一的。张载的《西铭》指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就为理学的宇宙本体论确立了基本原则。他还从本体论出发初步论证了这一原则：“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如此观之方均。”〔19〕程、朱更反复阐明天人一体乃是因为它们在本体上完全一致：“（人）惟其与万物同流，便能与天地同流。”〔20〕理学家还指出，天人一体不仅表现在它们在形器上的无间无隔，更为重要的是人的心灵境界与宇宙境界、人的生命律动与宇宙的生命节奏的冥然契合：“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21〕他们十分强调：“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22〕；“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23〕。总之，“天人合一”的宇宙论乃是理学最核心、最高层次的理论内容，也是理学的美学观、伦理观、人格观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