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审美文化的转变，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人的审美观念本身。其所带来的变化，主要表现三个方面：在审美对象方面，从强调形象转变为强调类象；在审美心理方面，从强调审美距离转变为强调审美距离的消解；在审美活动方面，从强调审美活动的超功利性转变为强调审美活动的功利性。 一 “类象”（simulacrum）一辞，是法国学者提出的著名范畴，与传统美学、文艺学所频繁使用的“形象”一辞相对应。所谓“形象”，类似法国学者福柯提出的一个著名概念：“摹本”，它意味着对于原作的摹仿，而且永远被标记为第二位的；“类象”则指那些没有原作的图象，其特点是消灭掉了个人创作的痕记，完全出自一种机械的制作。 类象的出现，与我们时代的变化有关，我们已经开始生活在一个我们自己制造的世界之中。就在本世纪初，“自然”的形象还仍旧是打开审美活动的眼光的钥匙，风霜雨雪，为审美活动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支配性的隐喻，而借助这些隐喻去理解世界，可视为一种颇具深度的阐释。但现在这种美学观念却暗淡下来，审美活动的内涵已经被无孔不入的超负荷的“信息”取代了。人们像“填鸭”一样被塞饱了刺激。例如，人们是通过一个广泛的滤光镜来看一个建筑物的，这滤光镜包括他们参观过的或在照片上见过的关于其它建筑物的知识；包括该建筑物外面的广告；包括电影、电视上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建筑物。在此之前，眼睛对一件东西只能看一次，耳朵对一件东西只能听一次，每件作品都是单一的，因此眼睛和耳朵都是及物的。“独一无二”是对于审美对象的最高赞美。现在却不然，审美对象的“独一无二”的性质就在于它能够不断地增殖自身的类象，把几万个重复的类象复制出来，以至于：过去是审美活动源于现实生活，而现在却是现实生活源于审美活动了。 就是这样，类象取代个人的亲身经历，成为主要的知识来源，已经很难找到独立于类象之外而存在的经验。观众不再是驾驭类象的主体，而是类象生产出来的观众。在强调形象的时代，客观现实是终极根据。故透视法、解剖学应运而生，意义、深度也成为追求的目标，意在达到一种理性的真实。现在，类象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却已“本”“末”倒置、喧宾夺“主”。现实与非现实的区别不再存在，存在的只是类象。它犹如一部字典，字词的意义不取决于外在世界，而纯粹是与其它字词互相指涉和对比，类象的意义也只决定于如何被复制，如何被拼贴、放大、缩小、凑集。谁为“本源”、“谁为原本”？再也无法找到。结果世界的一切就无非只是类象，可谓“天下无净土”，自然混同于人工，人工混同于自然，人们只会享受这既非自然又非人工的类象了。 而人们的“享受”，无非是为看而看。我们知道，过去是为把握本质而看，因此事实上是一种“读”。现在却只需要看不需要想，〔1 〕因而不再是求知而是好奇。不断地好奇正是当代审美活动的追求，因此大美人像会比《蒙娜丽莎》更耐看，摄影也比绘画更受欢迎。我们经常说，当代人对形式的把握更细致，如豪华家具，高档服装，有人说这种追求是“返朴归真”，其实不然，它追求的只是感觉，只是感觉的纯化和强化。传统审美活动追求细腻复杂，是人类意在通过探索自然而发展自己的结果，当代审美活动追求感觉的纯化和强化，是人为地改变自然冲突的结果。它最终使审美对象转向了类象。克立说：这个世界变得越可怕，艺术也就变得越抽象。为看而看追求的正是对立于世界的保护性、封闭性。 因此，类象的意义重大。或许，应该说它是创世纪以来的一种最伟大的力量，恺撒、拿破仑、希特勒都曾期望成为仅次于上帝的人，结果自然是以失败告终。但是类象却做到了，它使自己成为人间最伟大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类象是一座人类为自己建立的“巴比伦通天塔”。它把人类的共同语言还给了人类。“在美国只要你和任何人交谈，最终都会碰到这样一个词，例如说某某的‘形象’，里根的形象等，但这并不是说他长得怎么样，不是物质的，而是具有某种象征意味。说里根的形象，并不是说他的照片，也不光是电视上出现他的形象，而是那些和他有关的东西，例如，他给人的感觉是否舒服、是否有政治家的魄力，是否给人安全感等。”〔2〕当然， 这种情况并不仅局限于美国。 类象给美学的影响无疑是两面的。一方面，它结束了美学的贵族垄断，体现了人类使美学走向现实生活的努力。“原本”与类象之间的区别不再存在。消解了唯一性、独一无二、终极价值、深度、历史、真理、整体性、中心性。众多的视觉假定性被否定了，不再强调“传神”而是强调“写照”。而且，假如过去是从“是”到“像”，现在则是从“像”回归到“是”——当然这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回归。至于它的不忠于原作，也有其道理存在。马尔罗就曾指出，以大规模复制的方式产生的类象恰恰揭示了被人们忽视的一些方面：细部，或新的角度，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新的审美对象，美国的安迪·沃霍尔曾创作了一幅很有名的“反文化”艺术，把名演员玛莉莲·梦露的照片底片复制出50张，深浅不一，色彩不同，意在指出：人们信服的事物实在都是虚假的，作为照片的她已成商品。瑞士现代艺术评论家伯尔热也曾指出：“我们最有力的观念已失去了它们的支撑物。复制不再像人们所相信的那样（他们从语源学或习惯汲取原则），单纯是一种重复现象；它相应于一组操作，它们像它所使用的技术一样错综复杂，它所追求的目的，它所提供的功能像它们一样多，它们使它成为一种生产……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不一定要参照原件，而且取消了这种认为原件可能存在的观念。这样，这个样本都在其单一性中包括参照其它样本，独特性与多样性不再对立，正如‘创造’和‘复制’不再背反。”〔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