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生命美学初探

      “美”字，许慎《说文解字》说它“从羊从大”。徐铉随之立了个“羊大为美”的命题。美学家据之而发挥，却未悟到许慎是汉朝人，只能依据汉人的观念，不能真正从文字起源角度说清问题，因他并未见过殷墟的甲骨文字。鲁迅戏称“美”字为“戴帽子的太太”，看出是“太太”，才颇显出观看者的灵性。

      在写法未统一时，“美”字有多个变种，而父已簋上的“”则应是最切本义的“美”字。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指出，文化起源于生殖崇拜。我们曾有个坏习惯，一讲到古代的好东西，就说是劳动创造的，漫不经心。查恩格斯的文章，也只是说“以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并不是在任何意义上宣称劳动创造什么什么。劳动是以事前意识到结果为前提的，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无法进行真正的劳动。尽管劳动在后来的意义上能说创造文化，但劳动毕竟在逻辑上后于最原始的文化。世间一切事物，按系统论或协同进化论的说法，都有着自我改进的功能。笔者也认为只有承认生命律令，又不把它神秘化，只按系统论或协同进化论的意义予以理解，才能解释许多凭一般常识性逻辑推理解决不了的问题。例如动物本能问题。人类也受宇宙生命律令支配。最初的意识就是由关注血族繁衍的本能得到不断加强转化而成的。先民用诸如鱼祭一类的文化手段来表现这种意识，便产生了生殖崇拜文化。那时，人类和动物的谋生手段仍近似。直至旧古器时代，人类大多数时间还是作动物式觅食的。相对而言，种族繁衍的欲望是强刺激，劳动只是弱刺激，客观地看问题，是应该承认赵国华文化起源于生殖崇拜之论断的。华夏族人的生殖崇拜传统源远流长，从鱼祭、蛙祭、羊祭到“祀高禖”，“维士与女，伊其相谑”，活活泼泼地表示，直到春秋时代，族类繁衍仍是华夏族人关切的大事。这是殷周的文化大背景。

      “”是在怀孕的太太头上画上一对羊角。怀孕的太太是写实的，加一对羊角却是凭理想虚构。写实和虚构融冶一炉，是华夏族人的拿手好戏。从乡野间盘旋蜿蜒的舞龙到戏台上刀光剑影的《三岔口》，都体现着我们民族传统的审美精神。只要牵强附会，对于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西方话语体系来说，华夏美学本是“跳出阴阳外，不在五行中”的。读几句《诗经》便见分晓：

      “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灾无害。”这几句出自大雅《生民》篇，说的是姜嫄生后稷时，虽是头胎产子（先生），但像母羊产子一样（如达），婴儿连同胞衣一起产出，胞衣没破裂，因此没有一丁点儿危险。先民希望怀孕的太太不致难产，而母羊是楷模，故画上一对羊角表达一种祝愿。这样，“”字就告诉我们：

      （一）华夏先民审美并非和功利不沾边。他们十分关注审美对象对于族类繁衍的意义。以“怀孕的太太”来构成“美”字，看到怀孕的太太，便觉得族类生命富有繁衍的希望，这是当时最强烈的美感。

      （二）华夏先民的美感是和想象、联想分不开的。那副羊角就是引导想象、联想的物事，想象、联想从现实的“怀孕的太太”出发，自由驰骋，却又总不离开与族类繁衍有关的大方向，使现实超越时空在精神层面达到理想化，因之而产生愉悦感。

      先民对美的认识，先民的审美活动，是随历史发展而变化的。生殖崇拜时代对美的认识和审美活动，毕竟只是事物发展的低级阶段。其后，诸多因素的引入，通过许多中介，华夏族——汉族——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念已变得颇远离其本来面目了。但万变不离其宗，对族类生命的关切，对理想化的想象和联想的重视，仍然是汉民族审美观念的支柱。

      美学是哲学的分支，为考察美学观念的流变，必须了解中国古代哲学。

      生殖崇拜文化是世界各民族都有过的。但各自的社会发展形式不同，文化发展便随之产生不同的取向。爱琴海岸发展出奴隶制，工商业奴隶主掌握政权，经商，航海，殖民，其主要的社会活动促使人们深化主客二分观念。但中国并没有走向奴隶制。从无阶级社会到阶级社会，再到高一层次的无阶级社会，是各民族的共同走向。不这样看，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而在这历史原野上，尽可以殊途而同归。翻阅《尚书》，从《盘庚》篇可以看到，盘庚在位前期，由于许多贵族“具乃贝玉”，把心思放到赚钱上，大规模经商，以致“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盘庚震怒了，明确宣布：“联不肩好货”，即表示凡经商的一律剔出最高领导层。他还使用迁都作为杀手锏，让整族人都忙于在新垦地上耕种，以避免“贝玉”构成的精神污染。历史在大方向相同的前提下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盘庚一举便截断了华夏先民通向奴隶制的道路，从此奠定了中国长期处在农业社会的基础。西方奴隶制一把掐断了氏族血缘纽带，而商周社会却十分珍惜血缘纽带。贵族宗法制度是当时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最合适的制度，它保障有着好几百年的大体安宁，让农业生产从极低水平逐渐取得貌不惊人而实实在在的进步，以致最终产生出这个制度被取代的条件。华夏的先人们，包括从这些人们中产生的出类拨萃的“圣人”，是在贵族宗法制度下的农业自然经济社会里生活和思考的，他们只想达致与自然和谐。因此，当古希腊哲人抛离生殖崇拜文化，转向深究存在世界，建立自然哲学，要在“唯心”“唯物”上争个不休时，华夏先民却得不着这种转向的条件，依然把族类的生存繁衍视为第一要务，一物当前，必先弄清其存在对于族类的生存繁衍有何意义或可能有何意义，然后才作具体研究，加以利用。在希望的田野上，他们看到的只是日出日落，月亏月盈，春秋迭代，草木枯荣，人生代代无究已，收种年年不暂停，宇宙万物都很像具有旧物从成到毁，新物因毁而成的阶段。于是，华夏的“圣人”就不像古希腊哲人那样去在观念上建造一个自然哲学体系。“圣人”关注生命，建造的是生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