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我曾作为中国唯一的代表，应国际美学大会主席麦克米柯教授的邀请，去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第十届国际美学会议；事隔十一年之后，我又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应国际美学大会主席伯林特教授的邀请，去芬兰赫尔辛基出席第十三届国际美学会议。一九九五年八月一日至五日，第十三届国际美学会议在赫尔辛基、拉赫提隆重开幕。象这样的大会，每四年举行一次，是国际上最高水平的美学会议，受到各国美学家的重视，纷纷争取与会，因而成为国际美学名家的一次大聚会。而这一次会议更是盛况空前，各国到会专家、教授竟达近400人， 提交论文420多篇（有的提交论文没有到会）。 八月的中国正当炎暑难熬的盛夏，但在赫尔辛基白天的温度不过25度左右，似我们中秋节前后的天气。这里虽然没有夏的炎热，但12个会场里，讨论、探索问题的气氛却是异常热烈的。比起十一年前的第十届国际美学会议来，真标志着国际美学事业的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发展。 1.美学要走向实践，与实践紧密结合，只有在实践中，美学才能得到蓬勃的发展，才会有永恒的生命力。这次大会的中心问题是美学在实践中（Aesthetics in Practice），在大会论文的十二个专题中，与实际、应用相关的就有教育与美学、商业与美学，日常生活美学、美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等7个之多。美学历来是哲学的一个分支， 被人们认为是抽象的理论、玄妙的思辩。美学如何与实践相结合，成为植根于实践又能指导实践的生动科学，一直是我们建国以来，美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现在看来，这个问题，不但中国的美学家关注着，国际美学界也醒悟到这一点，美学与实践成为大会的中心议题就是一个标志。记得第十届国际美学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什么是艺术，是艺术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见《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五年三期，我写的关于大会的评介文章《什么是艺术——第十届国际美学会议述评》），虽然这个问题，也是根据现代主义之突破古曲艺术模式而言的，但总的来说，还是抽象的理论的。这次大会就更为生动、实际得多了。大会力图把美学理论与日常生活和艺术实际之间的鸿沟予以缩小和弥补，确定在二者的鸿沟面前应取的立场。如日本一位美学家（Sachiko shin）在会上不但要求美学“应该强调美的实用、现实的一面”，而且甚至说“在当代实用价值被认为比审美价值更重要”。 2.环境美学日益受到重视，在国际上正式成为美学中的一个新学科。在与实际结合的应用美学的七大专题中，有关环境美学的就有三个：环境中纯自然的美学价值、环境规划中的艺术、社会环境的美学价值等。这中间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工业文明对大自然的污染、破坏导致生态失衡，正日益反过来惩罚着人类自己。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日益成为世界各国不可忽视的尖锐迫切问题。这次大会之所以选在芬兰召开，还因为地处北欧的芬兰，是一个千湖之国、森林之国，是一个近于原生态的没有一丝污染的国家，正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模式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范例。我从北京乘芬兰航空的飞机，飞过浩茫的西伯利亚，穿过莫斯科、列宁格勒的上空，越过波罗的海，来到赫尔辛基这个北欧的海滨城市，一下飞机，就立即感到这里的天特别的蓝，这里的空气特别清新。后来我登到高层建筑上一望，整个城市没有一处冒烟，没有一处吐雾，可说如出水芙蓉，一尘不染。这里的水特别清，赫尔辛基环海而建，但到码头和海滨走走，海水是清澈的，城市的污水没有流入海中，水上连一点漂浮物都难找到的，更不用说那碧玉一般的千湖之波了。这里的树是翠绿的。芬兰的森林覆盖面积占全国土地的80%，是名副其实的森林王国。就在这森林之中，建造着一所所朴素的、别致的小楼，楼内有现代化的设备，把没有污染的自然与最现代化的物质生活享受相结合，成为现当代西方人理想的生活环境。芬兰以及北欧一些国家为什么在现代工业化发展的同时，不但未遭受污染之害，反而保持了生态平衡，甚至美化了环境呢？从大会的发言和论文来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对污水进行了处理，二是改造废料使之成为建设的新材料。芬兰艺术与设计大学的美学家德塞力·塞雷列斯（Desiree Serelias）在其论文中说：“在陶制建筑材料工业中正在把废料变成有用的材料”，如“污水淤泥”和“飞灰”正在用于生产陶器和砖瓦。为了不致于因使用废料而丑化了环境，他们不但注意了耐久性，而且注意使生产的砖瓦和陶器表面“光滑”整洁。这种审美因素的考虑，不只表现在新材料上，而且体现在城市和整个环境的艺术的和审美的规划上。赫尔辛基科技大学的马蒂·亨肯教授（Martti Honkonen）在其发言中就主张艺术家、 美学家参与城市和环境的规划，他还以拉赫提（Lahti）市为例， 说明这个美丽的城市环境正是艺术家参与设计的。奥鲁（Oulu）大学的凯·奈曼（Kai Nayman）教授在发言中强调：“如果没有美学思想的舵手，环境规划这只航船将无法在今天不同的激流中行驶”。 3.比较美学特别是东西方美学的比较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这方面的论文不但数量多、质量高，而且引来很多的听讲的同行。因人数太多，经常要增加一些临时的椅子，椅子摆不开了，有的就站着听，热情之高，前所未见。受大会之邀，我在会上作了发言，题目是：东西方古代和谐美理想的比较研究。在发言中，我提出，“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古代都以‘和谐’为美的最高理想，美与和谐在古代人那里不过是一个概念的两种表述而已”。在和谐美共同理想的前提下，我又指出：“东西方的和谐又是有差别的，相对地说，西方更重审美对象物理的和谐，东方更重审美主体心理的和谐；西方更追求‘人神之和’，东方更重‘人人之和’西方‘更重壮美，有更多对立的崇高因素’，东方‘更重优美，更强调平衡、有序、稳定的因素’，当然，这只是就主导倾向而言的，不是说两者绝对的分裂，互不相容。其实两种特点是相辅相成的，在东西方都存在的，只是在东西方各占的地位不同。”这一鲜明的特征勾勒引起国际同行的很大兴趣和高度重视，直到会后，还有美国、加拿大、印度、日本的同行还在餐厅里，房间里同我热烈地讨论这个问题。意大利马其诺教授主编的“比较美学丛书”在大会上展出，受到普遍的欢迎，其中也有我以意大利文出版的《今日中国的比较美学》一书。大会上也选展了我的六本专著《美学问题论稿》、《论美是和谐》、《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美学规律》、《论中国古典美学》、《中国美学主潮》，《中西比较美学大纲》一书也是其中的一种。有不少国外同行热情的向我索要这些书，并希望尽快译成英语出版。 相对西方有更多的二元对立的倾向，古代东方美学和艺术则更突出二元互补的和谐特征，这一点几乎在所有国家美学家的论文和发言中达到了共识。纽约州立大学坎恩斯·艾娜达在其《东方美学论稿》中说：“各种构成因素的平衡，成为各种艺术活动的美学理论基础。”又说：“对于对称性和非对称性的平衡和相互作用的瞬间捕捉是东方检验各种艺术形式的标准。”贝尔格莱德大学杜森·帕金教授在“环境美学与中国的景观设计”一文中说：中国园林艺术创作的第一条美学原则，就是“完整、圆满”，“它给人的是一种不偏不倚的自由、安祥的感受”。印度维茨瓦——博哈提大学的斯坦苏·雷教授在“印度的形式，普遍的精神——泰戈尔论音乐美头及泰戈尔音乐的美学”一文中也指出：“西方和声宏伟的生命形式表明了其多样性的社会特征，而印度曲调的内在精神则以其同一性和单一性为特点”（重点号为引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