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是我国中古时期最深奥、最富有思辩性的学说之一，它对中国美学、中国文学理论的影响是深远的，“很可能中国最终对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理论做出的显著贡献就在于此”〔1〕。因而， 探讨玄学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 玄学确实玄奥，给人的印象是离现实太远、太抽象、太漫无边际。然而，一向不喜欢抽象思维的中国古人，为什么采取了一种十分思辩的形式来谈玄呢？ 玄学兴盛于魏晋。综观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其一，由独尊儒术到信仰上的多元化转移；其二，因政局的变动而导致的知识阶层（“士人”）与政权关系的变化；其三，知识阶层的自我觉醒、自我肯定，从寻求独立人格中体认自我的价值。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曾经是强大的、一统的汉帝国。这个汉帝国曾凭着强权和威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时四百多年。然而，“百家”毕竟客观存在，虽被罢黜却并未绝迹。待帝国崩溃、强权解除之际，凝聚力消失了，人们的思想便开始变动不居，曾被罢黜的“百家”又雨后春笋般萌动起来。这就为玄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那些原本依附于大一统政权的知识阶层（“士人”），此时，由于大一统政权的崩坏和宦官、外戚的专权，使他们感到寒心，导致了士人与政权的疏离。这给魏晋“名士”群体的形成打下基础。与此同时，士人在理论主张、人生理想和道德观念上，都开始发生变异。汉代经学一统的局面被彻底打破，统一的思想道德规范失去了权威，社会风气从圣人崇拜转向名士崇拜，转向自我体认。人性和人生，开始受到极大的重视。仕途不再有吸引力，看破红尘、尽情纵乐，感受生命的可贵，崇仰内在精神，鄙视外在事功，以超凡脱俗的姿态啸傲江湖，成为士人的时尚。然而，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又须以全自、保身为宗。尽量不去触犯那些视人命如草芥的权奸，于是采取了口吐玄言、扪虱而谈的形式。这正如普列汉诺夫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书中所说的：“凡是在艺术家和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地方，就会产生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玄学虽不是艺术，但却是实在意义上的艺术哲学；名士虽不能说都是艺术家，但在实质上却是高层次的审美者。 名士群体正是玄学的创立者，那么，什么样的士人才可称为“名士”呢？牟宗三先生在其《才性与玄理》一书中对此作过一番论证。他引了《世说补》中所记的诸葛亮与司马懿的比较。“懿戎服莅事”，当然不能是名士，而亮虽也不是名士，但“独乘素舆，葛巾羽扇”，以特别的姿态出现于军中，使司马懿见到后惊叹曰：“诸葛亮可谓名士矣。”由此可以推知“名士”的外貌装饰是十分脱俗的。牟先生进而概括道： “名士”者清逸之气也。清则不浊，逸则不俗。沉堕而局限于物质之机括，则为浊。在物质机括中而露其风神，超脱其物质机括，俨若不系之舟，使人之目光唯为其风神所吸，而忘其在物质机括中，则为清。……精神落于通套，顺成规而处事，则为俗。精神溢出通套，使人忘其在通套中，则为逸。逸者离也。离成规通套而不为其所淹没则逸。逸则特显“风神”，故俊。逸则特显“神韵”，故清。故曰清逸，亦曰俊逸。逸则不固结于成规成矩，故有风。逸则洒脱活泼，故曰流。故总曰风流。风流者，如风之飘，如水之流，不主故常，而以自在适性为主。故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是则逸者解放性情，而得自在，亦显创造性。故逸则神露智显。逸者之言为清言，其谈为清淡。逸则有智思而通玄微，故其智为玄智，思为玄思。……是则清逸、俊逸、风流、自在、清言、清淡、玄思、玄智，皆名士一格之特征。〔2〕 可见，名士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一代风范，它本身就是艺术化的和审美化的。正是这样一批不以立德、立功、立言而得名，也不以“名节”而自许，仅仅靠逸气、俊朗而声名远播的名士群体，不仅成就了一种真正思辩的、理性的“纯”哲学，而且开拓出了一种清新的、缥缈的、带有虚无情调的艺术境界。一个哲学的境界，一个艺术的境界，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为中国人开创出了一个新的审美天地。 二 玄学在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对世风的重大影响，首先表现在对人物的评判标准从伦理判断转向了审美判断。 魏晋的玄学，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清谈。没有清谈，就没有玄学；进入谈玄阶段以后，清谈往往就是玄学的另一种说法。然而“清谈”一词的出现，也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实际上它是由汉末的清议到汉末魏初的人物品评发展来的。因此，学界有人把人物品评也归入清谈、名理。牟宗三就曾指出：“说到清谈、名理，则又不单指玄学一面而言。像《人物志》那样的著作，像竹林七贤那样的生活情调，亦通包括在内。而若从‘学’方面言则玄学称为玄学名理，而《人物志》则称为才性名理。”〔3〕这就是说，清议、人物品评、清谈，形式上有相同之处， 而内容上却不一样。 清议原是一种选拔人才的社会监督、乡里舆论。其内容主要是道德判断，亦即看一个人是否敦厚、淳朴，是否贤能高节，是否品质端正等等。东汉末年，由于外戚、宦官专权，政治腐败，于是在选拔评议人才时，与宦官势力相对抗的士人使通过“清议”在地方的“察举”中发挥作用，以防止宦官及其党羽循私舞弊。这样一来清议便成为当时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行动。士人的升迁往往取决于某些有影响的名士的品评、鉴定。一经品鉴，即可获致令誉，显身扬名于世。但是，初期的人物品评仍属清议的范畴，它不过是以乡选里举的道德评价转向了名士论定而已，其内容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仍以道德判断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