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意象问题是哲学、心理学、美学、文艺学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难题，历来众说纷纭。本文主要阐释审美意象论。对古今中外有关意象的经典言论加以辨析，提出意象为“意中之象”的命题，并对中国古代的审美意象论作了阐发。最后对审美意象的本质、结构、形态和功能等作一概括。 关键词 物象 形象 表象 意象 “意中之象” 一 本文所论主要是审美意象问题，而且重点在于中国古代审美意象论的阐释。 意象问题是哲学、心理学、美学、文艺学研究中的一大理论难题。美国艾布拉姆斯说：“意象是现代文学批评中最常见、也是最含糊的术语。”〔1 〕英国学者在《现代评论术语词典》中解释“意象”概念时也说，这是一个“灵活得令人困惑”的术语，“任何由文学语言所引起的可感效果，任何感人的语言、暗喻、象征，任何形象，都可以被称为意象。”〔2〕事实确是如此。对意象概念和内涵的广泛理解， 对意象概念的泛用和滥用，在国外是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就国内来说，运用“意象”理论阐述文艺理论命题和分析文艺作品的，用家诸多，恕不一一沿引了。大致有如下几种：有将意象理解为表象的，在分析艺术作品的意象时，其实是在分析表象；有将意象理解为意境的，结果在分析艺术作品时，一个词是意象，整个作品的主题（特别是诗词作品的诗意），也被理解为意象；有将意象理解为典型的，在分析意象时，其实是在分析艺术典型环境或艺术典型形象；有将意象理解为形象的，结果是作品中的艺术意象也就变成了艺术形象；也有将意象理解为物象的，这样，艺术意象就被看成是艺术作品的原生态——现实的物象了。 以上对审美意象的理解和运用都是偏颇的，需要通过对意象涵义的规范而一一梳理。 美学和艺术研究者在探讨中国艺术思维的表现方式时，或对中西艺术思维方式作比较时，往往用表现论或再现（摹仿）论去概括，较多研究者认为中国艺术思维表现方式是表现的，但也有研究者罗列了大量实例，指出中国艺术思维方式是再现的；对于中西比较，较多研究者认为中国是重表现，西方是重再现，但也有研究者提出也不尽然，从再现到表现，是艺术创作的普遍规律，重再现还是重表现，只是在不同国度的不同时期、不同艺术家和不同的艺术样式，有不同的侧重而已。可见，用表现论或再现（摹仿）论去概括中国或西方的艺术表现思维方式，会遇到许多困难。对此，有人主张干脆对艺术思维表现方式不作概括，这又是不合理的。因为从哲学方法论来看，任何事物都可以对其作出哲学概括的。 就我多年研究中国美学和中国文艺心理学的心得作揣摸，中国艺术的思维表现方式比较多地趋向表现论，但又不一定要用表现论对之作出概括。因为，中国几千年的艺术创作史和艺术思维史，基于社会的、民族的、哲学的、心理的影响，有其独特性，使其既是表现的，但这表现又是基于再现的；既是抽象的，但这抽象又是基于形象的。中国这种艺术表现方式和思维方式，就不是用表现论或是再现（摹仿）论所能概括从而得到准确反映的。其实，中国美学是一种范畴美学，中国美学史和艺术史是一部美学范畴发展史。它是通过意象、元气、感兴、虚静、神思、物化、中和、气韵、意境、妙悟等范畴作为艺术表现和艺术思维的基元，从而完成了对中国美学史和艺术史的构建的。中国美学的范畴不是泛美学范畴（如果从泛美学范畴去理解，它却是和哲学范畴相通的，国内一些著名哲学家对中国哲学范畴都作过研究），而是审美心理范畴，即文艺心理学范畴。中国美学是范畴美学，中国美学范畴实质是文艺心理学范畴。这样概括比之表现论或再现论更能准确表述中国艺术思维表现方式的特征。 在中国古代的诸多的审美范畴中，意象是至为重要的，可以说，中国美学是以“意象”为中心范畴的，是以“象”为逻辑起点，是把整个艺术表现过程，看作是“意”与“象”的构造和表现过程，把“意象俱足”作为普遍的审美追求的。 以上种种原因，可见对意象问题加以深入研究是何等必要了。 二 古今中外对意象问题的解释，就其有代表性的言论来说，也众说纷纭，而由于许多引用者对意象概念的理解不同，从而对这些言论的评价也不一样，需要逐一加以辨析，并力图对意象概念的基本意义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 康德对审美意象问题作了较多的论述，在西方美学史上，他比较早地提出了审美意象这个概念。他认为：“审美意象是一种想象力所形成的形象显现。”〔3〕“天才是处于这样一种幸福的关系之中， 他能够把某一概念转变成……意象，并把……意象准确地表现出来。”〔4 〕对康德意象论的理解，可参照朱光潜先生的解释，他认为：在康德看来，审美意象的实质，不过是“一种暗示超感性境界的示意图。”〔5 〕这就是说，审美意象作为一种“超感性境界”，也就是一种抽象的“理性观念”的“示意图”。其可取之处是看到了审美意象是一种“内心意象”。但是，康德提出的审美最高范畴叫“Asthetische ldee”，即审美意象，却又跟典型、意境混为一谈了。这样，审美意象就被看作是“理性观念的感性显现”，即被认为是艺术形象了。事实上，审美意象和艺术形象是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