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国际美学会议于1995年11月15日至20日在深圳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台、港等地区和瑞典、美国、德国、芬兰、日本等国家的美学家和美育工作者共90余人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其实践性。与会者不仅有著名的理论家，还有来自美育工作第一线的大中小学教师，他们带来了许多有关我国近年来实施美育的信息；会议不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理论探讨，还组织了多项审美实践活动，与会的中外专家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教育未来的希望。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对中西方美学、艺术和审美教育进行比较研究。现分述如下： 一、中西美学的沟通与对话 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一个共同的看法：中国美学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魅力，这是中国人独有的财富，放弃这种传统而亦步亦趋地追随在西方人后面是愚蠢的。赫伯特·曼纽什（Herbert Mainusch）从一个西方学者的角度谈到了“中国哲学对西方美学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个世界的精神孕育者应当是柏拉图和老子，亚里士多德和庄子。然而许多人却习惯于仅提及欧洲一些哲学家，忽视了老子的《道德经》，很不明智地拒绝了一种对欧洲文化极为重要的资源。他期望随着中国思想对西方美学影响的增长，会产生这样的结果：目前流行的一些方法论论述，如读者反应批评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最终将变得无意义，而艺术对人的存在的意义问题将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滕守尧认为，道家哲学中有一种怀疑传统和对话精神，它们体现为对一切思想和行为都显示出一种反向力，即老子说的“反者，道之动”，这种怀疑传统和对话精神正是打通阻隔人类的各种精神之墙的途径。然而，今日中国文化和美学却严重缺乏对话精神。有的人对西方“话语”采取毫无保留和分析的态度；另一些人则对之一律排斥。这都不是真正的对话态度。卜松山在对比了中国美学和康德美学的一些基本范畴之后认为，中国美学的“气”相当于康德美学中的“天才”，二者都是一种天生具有而需要经过刻苦学习才能真正获得的禀赋气质。二者都摒弃“模仿精神”，要求超越既定成法而合于自然。中国的“意境”则与康德的“审美概念”之间有一种直接的对应。“审美概念”是一种“想象的再现体”，它引发的是某种不确定的思想，这些思想不能成为概念性语言，但可以全力展现在“诗人的艺术”中。这与“意境”要求的“言外之意”显然是一致的。但从实质上说，康德美学与中国美学有着很大的差异。主要在于，康德强调的是独创性，中国美学追求的却是完美。这两个特点与其说是他们各自的优点，勿宁说是其缺点。正是康德对独创性的强调才导致了今日西方美学和艺术的状态：任何事物只要是新奇的，就可被视为艺术的，甚至是一些丑的、庸俗的东西也可以被当做艺术品出卖。中国美学对完美的坚持和强调则使它过于注重模仿过去的典范，从而导致停滞和僵化。从话语形式上说，康德的方法是高度分析性和系统性的，他创造了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这是其力量所在，同时也是其弱点：他把一种天才与智慧的思想淹没在其艰深晦涩的话语之中，这种抽象乏味的话语扼杀了艺术，使人们厌弃美学。相反，中国美学的话语是具有模糊性和暗示性的，是“诗”的，是一种“无法而至法”的话语，对于艺术来说，这是一种更为完美的话语类型。卜松山告诫说，如果中国人不善于追寻自己悠久卓越的艺术传统和具有诗意的暗示性的艺术话语系统，而是徒劳地追随西方方法，那么，他们将无法真正参与到西方美学的讨论中去，因为西方美学需要的不是应声虫，而是能对自己提出挑战的真正的中国现代美学。 二、中西美学比较 一些学者对中西美学的根本差异及其文化哲学根源进行了分析，并探索了克服各自弱点的道路和途径。刘纲纪和刘清平认为，在西方传统文化史上，柏拉图首次将超感性的理想世界与现实感性的人生世界的尖锐对立引入哲学和美学领域，并试图找到一条能使人超越日常现实而达到理想世界的美和艺术的途径。自此以后，现实与理想、感性与理性、肉体与灵魂、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剧烈矛盾冲突和分裂便深深植根于西方哲学和美学传统精神之中。西方文化揭示了这一系列对立面之间的深刻矛盾和内在张力，对之采取不回避而大胆正视的态度，并试图找到克服这种矛盾的途径。这是西方文化精神的深刻合理之处。对于深受孔子思想影响的中国文化传统来说，上述对立面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通过人在伦理修养和审美修养方面的自觉努力，现实本身就可以通向理想。中国文化传统的这种思想倾向，无疑也存在着忽视矛盾冲突、容易走向为现实辩护、甚至与现实妥协的缺陷。但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传统认为人与自然、现实与理想、感性与理性、灵魂与肉体、个体与社会之间不仅应当统一，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通过人类自身的努力达到统一的思想，正是中华民族文明能够延续生存并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根本精神支柱，也是包含艺术与美学在内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意义所在。刘纲纪和刘清平认为，当前，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实现中西文化传统的整合，一方面发扬中国文化传统乐观进取的人文精神而不走向忽视矛盾冲突，另一方面借鉴西方文化传统的悲剧精神而不走向宗教，这正是中国哲学与美学所面临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历史任务。 台湾著名学者史作柽把美学问题同整个人类文明的考察联系起来。他认为，一种彻底的美学应是针对人类文明中所有原创性表达所做的基础性检讨与说明。人类表达方式按其历史顺序应是一种三元结构：声音→图形→文字，其中，声音是人最自然全整的表达方式。然而，自文字产生以来，人类表达的三元结构产生了断裂、缺失和偏向发展。文字遮蔽和掩盖了其它表达方式，人类最具原创性与自然性的表达方式声音与图形失去了自然性。因此，人类文明实际上可以以文字产生为界限分为“原始文明”和“人文文明”两大阶段。为了弥补人文文明中因文字对自然的遮蔽而产生的缺陷，唯一的方法就是对文字进行还原，把它还原为声音与图像。形上美学所做的正是这样一种还原工作，即以文字向其原本存在的自然状况的还原。它设法实在地建立起一条文字说明通道，直接将人从文字的世界带回自然存在状况之中。“形上美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以其实实在在的感觉向属人的自然存在状况做不休止追溯的情形下所完成的还原过程中的文字性描述或记录。”史作柽认为，西方文明是一种拼音字为基础的文明。拼音字文明的特点是客观精确，长于科学分析，其缺陷在于遗失了原始自然的图形，因而缺乏完整性。象形文明则更多地保留了原始自然的图形，这使以象形文明为基础的中国文明始终保持了对自然的亲近，形成了天地人三元一体的思维范式。但是，象形文明虽然保留了图形表达方式，却遗失了声音表达方式。除非象形文明超越了它的文字应用，从事一种有关文字的原创性根源的寻求，才可弥补其缺陷，再塑它所缺乏的声音表达。史作柽认为，理想的文明应是象形文明与拼音文明的互补，即原始文明与人文文明的结合。史作柽的结论是：文字终止之处，艺术开始。艺术导领整个文明的初始，并指向于新文字的诞生。一切深具原创性的表达或发明都近乎艺术，或其本身即为艺术品。当艺术真正成为一种属“人”的生活时，想象再生，文明已立于不坠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