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美学的理论发展中，“审美需要”问题一直被排斥在研究的视野之外。在古希腊哲学中，审美需要是一种世俗性的需要，从属于生理性的需求，与精神的超越性和纯粹性相对立。在柏拉图关于爱情的哲学思考中，这种对立是能够超越并且相互转化的。到了现代社会，在浪漫主义文化和美学理论中，柏拉图的基本思路被颠倒过来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简单化了。从卢梭开始，审美需要被作为一种自然的需要而与现实功利以及世俗性文化相对立。审美需要成为反对拜物教、反对将人性神圣化的一种激进的文化要求。 浪漫主义美学理论通过对“想象”的深入研究，确立了个体内在世界的自由性和至上性。自弗洛伊德以来，审美需要等于自然性，等于自由的理论公式，以及审美需要与文化压抑的二元对立关系，都得到了“科学的”证明。但是，欲望的自然功利性与审美需要的自由内涵在理论上的矛盾，却是浪漫主义美学思路所无法解决的。这一点，早在近代美学的定型阶段，康德就已经意识到了。康德写道： 这个自然的合目的性的超验概念既不是一个自然的概念，也不是一个自由的概念，因为它没有赋予对象（自然）以任何东西，而仅仅是以唯一的样式来表述我们关于自然对象的反身里取得一个相互联系的经验整体时必须怎样地进行，结果是判断力的一个主观的原理（原则），所以我们也会高兴（实际上是摆脱了一个需要），好象那是一个有助于我们企图的好机会，我们在那些单是经验的规律里碰到这样一个系统化的统一性：纵然我们一定必然地承认在这样一个统一性面前我们是没有能力把握和证明它的存在的。〔1〕康德指出，审美对象是自然和社会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审美需要和审美判断则存在于自然的和个体的一侧。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从主体方面对审美判断的前提和实质作了系统的清理和理论定位，对审美需要的二重性及理论实质，康德却表示了沉默。在康德之后，叔本华把审美需要看作人的意志的内在要求，即摆脱痛苦、恐惧的要求，让叔本华感到绝望的是，这种需求与人的自然欲望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欲望既是产生意志的根据，也是意志的最大敌人，由此形成的内在紧张，使人类的彻底拯救几近于不可能。 在当代理论研究中，审美需要是一个虽然十分重要但又没有得到认真研究的理论范畴，在目前的研究中，主要是作为审美心理学的问题来研究的。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视野中，这种倾斜显然是不合理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写道： 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象。作为需要，作为动机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2〕马克思在这里一般性地论述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生产与消费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对象性的存在是两者统一的基础。需要和消费是主体与这种对象性存在的关系。马克思认为，消费生产主观形式上的欲望对象，在没有物化和实践以前，欲望对象的塑造主要以人的内在尺度为根据。由于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种要求暂时无法实现之间的矛盾，主观视野中的对象必然不同于现实中的直接对象。欲望的无限性与现实的外在性和有限性所构成的矛盾，制约和影响着人类的整个历史。从理论上说，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理论主要从物质方面，从对象化存在方面研究了主体以及主体构成的复杂层次；美学以及文化哲学（意识形态理论）则从主体方面，从个体的欲望及其文化转换方面研究现实生活关系与人的理想性存在的矛盾冲突，阐发在社会必然性的沉重压力下，人类内在尺度的存在方式及其文化表征。从这个角度研究和思考美学问题，马克思必然不同于康德的理论视点：把现实的审美需要而不是理想化的想象作为审美心理学研究的中心。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存在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以单一学科的狭隘视野来分割和限定这种复杂性，其结果只是因为理论表面上的科学性而牺牲掉人文科学的根本目的。从学理上说，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的理论盲点，就在于无法说明人的心理状态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现代心理学详细地研究了人的心理内容的生理基础方面，以及在心理投射方面的具体机制。但是一个社会和文化史的事实是，文化现象决不是人的生物学内容的直接展开和简单的对象化“在个性心理结构和它的心理生理基础之间存在着一种改造的关系。由于这一关系，它就产生出一种质的特殊性。”〔3〕当代人文科学的任务， 正在于对这种特殊性作出理论上的分析和说明，在美学方面，也就是审美需要问题的理论分析。 一、审美需要：欲望的对象化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审美需要并不是一种“遗传上的遍及全人种的定性”，〔4〕而是具体的现实生活关系在个体心理上的主体性表达， 特别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是借助于一定的意识形态而实现的。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欲望的变化与社会变化之间的一致性关系： ……财产对人类心灵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唤醒人的性格中的新的因素；财产在英雄时代的野蛮人中已成为强烈的欲望（booty and beauty）｛战利品和美人｝。最古老和较古老的习俗都无法抵抗它。〔5 〕《古代社会》是早期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著作，摩尔根通过对亲属关系的深入研究，探讨了欲望表达与社会生活的复杂关系。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强烈兴趣，促使马克思转向从个体与欲望对象的复杂关系的角度，进一步思考了历史唯物主义所提出的理论问题。 欲望与文化、欲望与财产、欲望与美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通过对人类学文献的广泛研究，马克思再次提出并深入思考了在写作《巴黎手稿》曾经思考过的问题：个体与外在世界的对象化交流关系。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讨论了人与自然的分离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指出，人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是与自然界相分离的，由于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而是感性的和物质性的，由于与自然界相分离，只有在对象化的过程中，才能直观自身的整体性，因而同时又是超感性的。这种辩证关系统一于人的对象化过程，其中基本的规律就是“美的规律。”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仅敏锐地意识到，由于社会的异化和文化的异化，这种辩证的对象化机制在历史和现实中始终是断裂的，而且努力在现实中发现解决这种矛盾状态的可能性、动因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