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的人学、美学和道学蓄积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研究它关系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中国的人学从天命论中解放出来，包含变革天命和保持人与天的正常关系这双重意义。中国古代人学是中国古代美学的母体，中国古代美学以人和人的价值为中心议题。 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框架，是在世俗真、善、美之上，耸立着“大全大美”这一层次，其特征是：以人为中心，由人连通艺术：真、善、美以善为核心；世俗的真、善、美与超世俗的大全构成理论框架。 不了解中国的人学，对于中国的美学简直“不得其门而入”；理解了中国的美学，则对于中国神秘的道学，“虽不中，不远矣”。 中国的人学、美学和道学蓄积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研究中国的人学、美学和道学，不能当作一般的学术活动，不是可有可无的学术论题，它关系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 一、人性与人学 中国的人学，最初是从天命论中解放出来的。它和“革命”联系在一起。所谓革命，包含着相反相成的两重意义：一是变革天命，以求破除迷信；二是保持人与天的正常关系，从而确立天地人一体而又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精神。尽管这种古朴的人文主义精神与近代西方的人文主义比较起来，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在这种精神的照耀下，中国思想史无疑地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由天人相分逐步转向天人合一，由天性与人性的分离逐步转向天性与人性的一致，人由历史的被动者逐步转为历史的主动者。 从生成论方面看，中国人学认定天人之间根本上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亲缘关系，作为这种亲缘关系的纽带就是所谓“气”。“气”是听之无声、视之无形的生命力。天有天气，上为列星；地有地气，下生五谷；人有人气，创造世界。天地人一气相通，彼此都不是对方的纯粹异在，彼此都不是一成不变、僵死不化的存在物。这是天人所以能够合一的原因。“气”分阴阳，万事万物无不产生于阴阳交感。天气为阳，地气为阴；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二气交感于天地之中，于是而有万物与人类的诞生。人以天地为父母，这种思想始发于殷朝末年。据《尚书》记载，周武王伐殷，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誓词的开头两句真是金声玉振：“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在公元前1000多年前，在地球的东方，在华夏文明的摇篮——黄河之滨，炎黄子孙提出了天人合一、以人为贵的伟大思想，在世界史上是空前的，其光辉照亮了中华民族坎坷不平却又自强不息的历史行程。周武王于天人之际沉痛地批判了殷纣王的荒淫无道，庄严地表明了自己的历史责任，呼唤“同心同德”，反对“离心离德”，指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宣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泰誓》三篇在中国文明史上是划时代的文献，而在世界文明史上说它是第一篇人权宣言并不过份。 “惟天地万物父母”的中心思想是肯定万物（包括人）与天地的亲和关系；“惟人万物之灵”的要义是肯定人是万物中的最高价值存在；呼唤“同心同德”，意在提倡群落内部的团结以及群落之间的大联合；“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肯定人民的愿望高于一切，谁也不能违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显然是在号召人们超越狭小的亲缘关系，以便确立更高级、更广泛的仁爱关系；“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抒发了革命首脑人物的伟大情怀，明确宣布自己对于人民的命运负有全面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说，周代以前许多圣君贤相的故事，不免夹杂着一些后人的理想，还多半带有传说的性质，那么，周武王则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位实实在在的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所作的《泰誓》三篇，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人学的奠基之作。 历史从来不走笔直的路。周代经过几百年的安定和生息，出现了春秋动乱，战国纷争的局面。但是任何形式的动乱，任何形式的战争，可以毁坏物质建设，可以摧残人的躯体，无论如何消灭不了一个民族的源远流长的文化精神。为了消除诸侯国之间的对立，为了结束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仇杀，为了结束分裂、谋求统一，孔子创立了他的仁学，同时周游列国，到处宣传他的仁政思想。毫无疑问，他的思想一方面源于现实的需要，一方面又是周武王所作《泰誓》的延续；他的精神力量一方面源于他的庄严的历史责任感，一方面源于“天人合一”和以人为贵的传统的信念。他的“当仁不让”的精神，他的“杀身成仁”的壮志，他的达观态度；他的删诗书、订礼乐、作《春秋》的文化成果；他所发出的“有教无类”的宣言，无一处不关系着中国的人学，以及与人学有着密切联系的华夏大一统思想。 到了汉代，华夏大一统的局面已经形成。为了巩固这种局面，思想家们进一步营造“天人合一”思想体系。董仲舒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率先提出了“凡物必有合”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命题。“合”，就是配合、融合，就是各种各样的两端的中和，而得其“合”就是“德道”。他在《春秋繁露·基义篇》中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这是说，在天人关系上，只有“合同”方能“通理”，只有“动顺”方能受益。他从汉语的文字结构上作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论断，那就是有名的“王道通三”：“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在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中，“王道”和“霸道”对立，儒家推崇“王道”，反对“霸道”。因为王道“以德服人”，而霸道则是“以力服人”。“以德服人”，能够使人心服；“以力服人”，必将归于失败。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政治体制定型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由博返约的时代。大一统的思想框架和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一经牢固地形成，它就开始铸造并且长期培育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历久不衰的凝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