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与逍遥

——论阮籍的美学思想及其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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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师专学报:社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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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199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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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从魏晋易代的历史背景和玄学思潮的演进中,全面考察阮籍的美学思想。认为:“和”与“逍遥”是阮籍美学思想的内核,阮籍引老入儒,以自然之道作为乐之和谐的终极依据,将乐的审美价值归结于实现个体心灵的和谐,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阮籍以庄学逍遥游放的自由精神铸就其具魏晋风度的人格理想与人格范型,扬弃沦为末流的儒家名教,由道德他律走向道德自律。从“和”到“逍遥”,反映了阮籍美学思想的嬗变。

      关键词 阮籍;美学思想;和;逍遥;嬗变

      阮籍美学思想的嬗变和玄学思潮的演进及魏晋易代之际的政治斗争,声息相通。正始以前,魏明帝“尊儒贵学”,老庄受到排抑。正始年间,玄学清谈、名士著述都以易老为主。在这种玄风煽扬,易老大盛的背景下,“妙达玄理”的阮籍撰《通老论》、《通易论》、《老子赞》、《孔子诔》和《乐论》诸篇与之呼应,是完全可能的。这一阶段,阮籍美学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和”。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诛曹爽 、何晏等,“天下名士减半”,曹氏同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日渐激烈,文人名士的个人生命常有不虞。于是曾经胸怀“济世志”的阮籍便逍遥浮世,“不与世事”而以“酣饮为常”〔1〕,思想上归于庄学。与这种人生态度相须发明的著述有《达庄论》、《大人先生传》、《答伏义书》等。这一阶段,阮籍美学思想的基本精神是逍遥。

      从“和”到“逍遥”,反映了阮籍美学思想的嬗变。这一变化有其内在的联系和必然的逻辑走向,倘就其阶段性的主导理论的特质而言,以正始末年为限,大体上将阮籍美学思想的嬗变断为前后二期,或恐不远于事实。

      一

      阮籍前期的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乐论》之中。《乐论》的基本精神是“和”。“和”是阮籍前期美学思想的核心和政治伦理观的概括,也是阮籍“济世”的人生理想在审美观念上的反映。阮籍虽在理论上接受了儒家乐论的某些思想,将礼乐并举,重视乐的伦理教化功能,但《乐论》不是《乐论》的儒家礼乐观的重复,阮籍也不是“俗儒乐论”的拥戴者。〔2〕

      阮籍论乐正值玄风大畅,《乐论》以自然之道释乐之本体,以老学思想释儒家正声雅乐,体现出鲜明的玄学精神,从而与《乐记》判然殊分。

      《乐记》认为乐的本质属性是和谐,这种和谐由“法象天地”而来,表现了天地的和谐,所谓“乐者,天地之和”。阮籍则认为“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二者之于乐的和谐的看法立见岐异。《乐记》以天地作为乐的和谐的依据,尚未脱前人宇宙构成论的拘囿;《乐论》则从玄学本体论的层面追究乐的义理。乐与天地皆为形而下之“有”,所以乐不是“法象天地”,而是要“顺天地之体”,形而上的“天地之体”才是乐的本体。“天地之体”自非天地本身,它的实质是什么呢?《乐论》指出“自然之道”是“乐之所始”。始是发端的意思,玄学本体论认为,现象之万有发端于超验的本体,这一思想渗入阮籍美学,他认为乐始于“自然之道”,乐“顺天地之体”,所以天地的本体就是“自然之道”。

      阮籍深契老子“道法自然”的旨趣,在《通老论》里援道入儒,将老子之“道”、《春秋》之“元”、《易》之“太极”视为同一层级概念的不同指称,体现了儒道兼综的玄学色彩。

      其次,道无意志无目的,“法自然而为化”,其本质特征就是自然,因而阮籍称之为“自然之道”。社会生活中的人伦秩序也要取法自然。前期的阮籍肯定君臣上下的等级名分,“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3〕,但异于正统儒学的是,他以自然之道作为人伦规范的理论根基,调节社会等级的强制性,力求人伦秩序与自然秩序相协调。这种合乎自然的人伦规范可以使“上下和洽”,“万物得所”,“不为而成”,这种理想的至治状态既因循秩序,又充满活力,是秩序与活力的和谐统一,因而在阮籍看来或许就是社会美的极致。

      再次,自然之道在其不可端倪的运作中有着终极和谐,它决定了乐的和谐,是乐的最高理则。乐虽然随时代发生变化,但这只是“改其名目,变造歌咏,至于乐声,平和自若”,乐的本体之和永不更易。乐是经验事实,自然之道则是超验的本体之“无”,“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4〕,阮籍“乐顺天地之体”的精义在于,乐的和谐感性地显现了自然之道的和谐,它将自然之道形式化、审美化了。这一美学思想包孕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它昭示着魏晋士人走出汉儒经学的樊篱,以全新的眼光审视宇宙与人生、艺术与自然。个性的自觉,主体意识的弘扬,使他们发现了自我致广大,尽精微,斑斓五彩的精神境域,从而超越形而下的现象世界,在玄远的本体中安顿自己的灵魂,体悟生命的真意。

      阮籍还以老学思想重新认识正声雅乐,这一理论转型是阮籍美学异于儒家乐论的又一表征。阮籍虽然肯定正声雅乐之于社会人生的教化意义,但当《乐论》提出“正乐声希”,“雅乐不烦”,“五声无味”时,他则认为正声雅乐与自然之道有着精神同构的关系,这就不免“阴令道家夺儒家之席”。老学的道至大无外,兼纳万类却超越现象界的任何属性,倘从味觉而言,道是“无味”之“至味”;就听觉而论,道是“希声”之“大音”。阮籍在《清思赋》里把这一哲学思想落实到审美的层面,他认为“形之可见,非色之美;音之可闻,非声之善”,能够直接感知的经验世界的形色音声不是至美至善,只有“微妙无形,寂寞无听”的自然之道才是绝对的美。正声雅乐以无为本,契合道体,不粘滞于有限的音调,唯其如此,才能“总发众情”。这种平和的乐声感发平和的心境,丰富的乐感体验疏泻化解了郁结于心的“纵欲奢侈之意”,以及不同地域环境所引起的“风俗之偏”,审美的精神愉悦压倒了单纯的感官享受,滤却了“荣名”、“声色”等生理心理上的物欲私利,使人“恬淡无欲”,从而表现为“泰志适情”、“心气和洽”的美感形态。它是个体精神的“自适”,这种“自适”的怡然心态顺乎自然,是人生体验的最高境界。这显然是道家标举的人生境界,阮籍认为正声雅乐是实现这种境界的凭借。当主体以“冰心玉质”的虚静心胸,超越有限的形色音声而沉入无限的精神冥想,体悟到“微妙无形”的自然之道,观照到“窈窕而淑清”的美之极境时,这同时也是道德的极境。所谓“道德平淡”,“寂寞者德之主”,在“寂寞无听”的心灵谛视中,个体泯灭了善恶是非,情感与意志和谐运作,感性与理性充分展开,向着“万物齐一”,与道同体的境界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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