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寻求90年代热点动因的入口 20世纪90年代是1840年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最为关键和重要的时期。美学，按照现在的通行理论，是一种关于审美文化的理论。审美文化，作为接连现实与理论的广阔场地，与中国的文化转型紧紧相连，从90年代伊始，就热点不断。本文不想对以往的热点作现象的回溯和分类的总结，也不想以此为基础对未来的热点作一预测和展望，而想以远离热点的方式来接近热点。已经和还将继续决定90年代的美学热点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构成本文的言说基调。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题目。可以从多种角度，多个方面去探讨。这里我选择读解中国式的都市文化，作为进入这一题目的一个入口。 这里不用通常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或popular culture）而用“都市文化”（urban culture）， 一是昭示在全球后现代大众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大众文化的特色：在以农村人口为大多数的中国，它的与国际现代技术和操作方式接轨的大众文化，以大都市为中心生发点，以大众传媒为方式，向中小城市和广大的乡村幅射。二是点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在90年代一跃成为文化巨流时，与具有行政权的主流文化、拥有话语/思想权的精英文化、复兴势头强劲的传统文化、 以广大乡村为依托的民间文化构成了一种多重紧张关系。90年代的理论热点已经，还将继续从这种多重紧张关系中生发出来。三是为了提醒一种中国90年代大众文化的难言讳说的历史渊源。中国1840年以来的现代转型的特殊历程，逼使本来代表中国现代化重要走向之一的都市文化处于一种尴尬地位。这种历史的承袭加重了前面提到的多重紧张关系。 从理论/概念的“正名”上说， 国际性的大众文化在中国表现为一种都市文化。无论从地理空间还是从人口数量上，它都谈不上“大众”文化，而无宁说它是凭借大众传媒手段，以投合大众的生活需求口味，去“化大众”的文化。（当然，这是一种与精英文化完全不同的“化大众”方式）就一般的谈论来讲，都市文化和大众文化这两个词汇又是可以通用的。特别是从国际语境立论时，用大众文化一词更为方便。 中国都市文化这个文化的“暴发户”代表了经济和技术上的历史潮流，却满带着“暴发户”具有的所有特点，90年代美学和文艺理论硝烟弥漫的战场地图，已经在这里悄悄地浮出？ 二 都市文化的复杂性 当中国都市文化以明信片味的汪国真诗歌，市井气的王朔小说影视，包装歌星的制度化，展示形体风姿的健美裤的流行，夸耀豪华气派的高档购物中心争相出现……而意气风发地粉墨登场，成为90年代中国的一支最重要文化/风俗力量时，本身就招摇着一种理论的“争吵性”。 中国都市文化的崛起，来源于多种历史趋势的支持，而这些历史趋势本身又内在地包含着历史的矛盾。 1978年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确立，标志了从革命到建设，从战斗到生活的社会/文化的风格转变。对中国文化1840 年开始的现代转型来说，这一转变不是来得太早，而是太迟，对中国这样有着历史的辉煌和近代的落伍，至今仍外在于先进国家之列的现状来说，发展是硬道理，已勿须赘述。朝向与国际标准的现代经济看齐的方向行进，必然要产生与之相一致的都市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以现代经济/ 技术为动力而又服务于现代经济/技术的。然而，人的存在需要现代经济/技术，但又不能仅限于现代经济/技术。 如果说大众文化带有很大的技术“物性”，那么人不是物，如果说大众文化诱惑、满足、填塞着人的日常感性欲望，那么人不仅仅是日常感性的存在，如果说大众文化造就着一个市场秩序似的标准化感受，那么人是不能完全被标准化的。世界的先进国家当其经济高速发展而产生大众文化之时，思想界就有一股对大众文化的负面效果展开猛烈的批判的理论势力。在日常感性得到较好满足的先进国家，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显得很理直气壮。然而在日常感性相对匮乏的中国，大众文化的具体效益很为复杂。例如对于广大的农民和部分城镇居民来说，以前少文化，甚至无文化，现在因大众传媒和城乡交流而有了大众文化。举例说，以前一月，甚至半年才看一次电影，现在从电视中天天看电影。这种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温饱”论与“历史潮流”论相合流与批判大众文化的人文精神论构成了一个潜在的理论战场。虽然中国人文精神的背景大不同于国际的大众文化批判势力。 三 都市文化：历史与现在 不但国际潮流支持着文化精英对都市大众文化的批判，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史决定了90年代都市文化的“暴发户”现象。中国近代史的现代都市化初潮是随着以北京为代表的古代城市体系和以上海为首的条约口岸城市体系的对峙中而从后者产生出来的：一个殖民/现代的二重背景。作为标志当时大众传媒的最高形式的印刷时代很快生出了以报纸、杂志、画刊、广告为基础的现代都市文化。而在推翻帝制的斗争中，都市文化与改良派、革命家一道，完成了中国文化以诗文为核心的古典范型向以小说为核心的现代范型的转变。然而，辛亥革命作出的“夹生饭”造成了中国现代转型中两个最重要方面军——革命与都市化——的分离。都市文化的主要代表——小说，脱离革命，成为以鸳鸯蝴蝶为主要风格的小说，并且在纷乱而苦难的社会/ 历史氛围中把自己定位为都市娱乐。在一个文化的转型中，革命越艰苦，都市娱乐越显出非革命的性质，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越残酷、越剧烈，都市文化越被衬出“客观上帮助”反革命的性质。因此当先进的知识分子群体为推进文化的现代转型而发动彻底否定传统的新文化运动时，鸳鸯蝴蝶派也遭到了严厉批判。拥有思想话语权的学院知识分子对都市文化人和都市文化的定位从此成了经典定义，都市文化自身也接受了这一定义，它确实无意于革命，只关心市场销售量和能够保证市场效益的娱乐性。在一个只以革命来标识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中，都市化的现代意义一直难以浮出。革命意义和市场效益的二元对立在动荡的年代里以变化着的形式保持着并存局面。当革命在政治上一统天下，而仍然以革命为主要手段推动现代化，不革命、甚至被认为是反革命的都市文化遭到了革命文化的彻底批判而归于泯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