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西方美学由现代向后现代转折的过程中，海德格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思想标志着现代美学的完成和后现代美学的开始。正因为如此，美学的后现代主义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以更为激进的方式扭转了现代精神价值，把人类的思想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并以此形成后现代时期美学的基本原则和普遍倾向，从而确定了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美学的基本走向。 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美学以无可逆转的态势进入后现代主义发展时期。后现代主义美学与后现代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发展是互动互构的，它是整体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是后现代时期人类文化精神的理想表达和完满概括。它体现了人类在这特定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审美追求和内在心声。之所以称之为后现代主义，是因为一方面表示了它与现代主义的传承性和连续性，它是现代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又表示了它与现代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表明了在现代之后，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现代观念和现代价值将发生重大的历史性的转折和变动。美学的后现代主义以更为激进的方式扭转了现代精神价值，把人类的思想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临界点，迫使人们不得不躬身自省，全面反思和“再悟我们的价值观和现存的社会机制”〔1〕。尽管这种反思和再悟各不相同，甚至是互相对立和冲突的， 然而作为一个时代的美学，总有它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共同的态度与立场，与整体的现代主义美学相比较，这些不同的观点和流派就会显示出一些共同的问题和特征，从而构成后现代时期美学的基本的原则和普遍倾向，形成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美学的时代走向。 在此，我们关注的是后现代主义美学与现代主义美学是在什么样的基点上发生错位和偏离的，后现代主义美学与现代主义美学发生位移以后，我们如何才能把握它的基本轨迹和基本走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无论如何不能超越海德格尔，离开了海德格尔，后现代主义美学的基本倾向和基本走向就无法得到揭示和把握。 后现代美学的基础和前提 正如康德对近代和现代西方美学所处的地位一样，海德格尔也处在现代主义美学和后现代主义美学的临界点上。康德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是近代美学的核心问题，康德美学问题之解决标志着近代美学的终结和现代美学的开始，当然康德提出的问题并不是他解决的，而是他的后继者解决的。与此相似，海德格尔思想工作的终结也标志着现代主义美学的完成和后现代主义美学的开始。 海德格尔对西方现代美学最杰出的贡献就在于美学的形而上学方面，是他最终奠定和确立了美学的本体论地位，使美学作为一门科学最终成为可能，使之成为一种有根的文化，并开辟了未来美学发展的一切可能。后现代主义美学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得到发展的。海德格尔是以完成康德所确立的美学任务开始这一工作的。而要对此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就不能不了解康德所确立的近代美学。 近代西方美学是一种认识论美学。认识论是以主体和客体、精神和物质、思想和存在、灵魂和肉体、价值和事实等一系列相关的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它以第一性质为前提，以第二性质为基础，强调主体对客体的认识，精神对物质的反映，思想对存在的把握等等，并且它以客观的知识本质，以绝对的理性真理作为最高的追求目标和方向。认识论是对中世纪宇宙观的反动，它始于近代科学革命，科学的胜利确立了知识本质或理性真理的地位，并且使之一直高居人类思想的最高宝座。认识论的思想开始于笛卡尔，在近代实验科学取得重大突破的基础上，笛卡尔意识到中世纪企图从自然或对自然的知识、知识能力出发论证信仰和价值体系的思想必须重新考虑，他把这两个领域一劈为二，便开创了新思路，这实质上即是认识论的开端。近代哲学美学由此开始。他的著名论题“我思故我在”是认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近代哲学美学的核心问题。但是由于笛卡尔等人沿袭了经院哲学的逻辑，因而不能建立起划开两个领域的哲学理论，仍陷于以科学知识、日常经验论证信仰的泥淖。直到康德创立先验逻辑，才完成了笛卡尔提出的任务。康德通过对纯粹理性的批判，为科学知识建立了一种新的哲学理论。但这并非他的目标所在，他的意图还在于为上帝、自由和灵魂等找到稳固的地位，这个任务通过他对实践理性的批判得到了完成。但是这样一来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就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为了使之沟通，康德又进行判断力批判，康德美学由此而产生。康德美学肩负着沟通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重任，不同于以往的任何美学思想。西方美学从康德开始才真正具备了一门科学的条件，美学才成为美学，被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来。但是康德最终没有完成自己提出的任务，他始终没能把“心中的道德律”和“头上的星空”内在地沟通起来。然而康德却提出了最重要的美学问题，即人的二重性问题。在康德的学说中，人既是自然（现象），又是自由（本体）；或者说人既是感性存在体，又是知性存在体。 为了解决康德所提出的问题，并使与之相关的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思想与存在、灵魂与肉体、价值与事实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得到统一，西方思想家们煞费苦心，想尽了办法，但都没有成功。尽管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包括以后的新康德主义者不乏新见，但由于他们事先肯定了笛卡尔认识论的立场，这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认识论本身是无法解决认识论自身的形而上学问题的。在近代科学文化迅猛发展的前提下，在人类社会理性日益取得重大胜利面前，知识理性的地位是无法动摇的，人们的一切思想都必须据此出发。因此无论是费希特的“绝对原理”、谢林的“绝对理性”，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要么是在客观的对象方面抽离出来一个绝对的知识本质来统一这种二元对立，要么就重新构造一个新的绝对主体概念去统一这种二元对立。并且都冠之以“理性”的称号，但事实证明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绝对的“理性”，它们根本就是人心的虚构和假设。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固然使近代西方美学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特别是黑格尔的美学；确实揭示了许多审美规律，对人类的审美历史和审美文化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本身的本体论预设没有改变，它的意识和理性为其基本内容这一点也没有改变。“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命题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这样一来，就把所有充满活力的实存现象完全隐匿在绝对理性的晦暗之中，把现实的历史运动消解在概念本质的辩证运动之中，把人的活生生的感性生命放逐到知识理念的构思和注释之中，使美学的生命力丧失殆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