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来，不少学者相继著文，纵谈对中国哲学发展所做的思考。诚然，这些思考不仅对中国哲学的未来是重要的，而且对当代美学的研究也有深刻的启迪。就中张世英先生的观点令人瞩目。去年，在《瞭望》的“百科前沿”栏， 先生发表了《中西方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一文，不无远见地提出了如下问题： “当我们今天公开明确地提出和讨论主体性问题之时，西方现当代哲学对主客二分式和主体原则带给西方人的好处，如科学发达、物质文明昌盛等等，已日益淡漠，而对它的弊端如物统治人（环境污染是其一例）、形而上学的普遍性压制人的具体性等等，则极力加以强调。因此，他们已把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几乎当作过时的话题，甚至不少哲学家提出了‘主体死亡’的口号。面对这种思潮，我们中国哲学应走向何方？是固守天人合一的老传统，拒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于千里之外呢？还是抛弃天人合一的固有传统，亦步亦趋地先走完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式道路，再走西方现当代哲学反主客二分的道路呢？”（《瞭望》1994年第3期。以下引文同此出处者，不另注）对于上述问题，张先生的回答是：“两者都不可取、不可行。我们应该走中西哲学结合的道路，具体地说，就是走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相结合的道路。”这个论断比张先生三年前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那篇论文谈得更确切，更肯定。 面对中国哲学发展所遇到的“困惑”，作上述的“选择”，诚然是很有道理的。而且应当说，这种选择是一条必由之路。但是，这里也还有一个问题，即这种“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相结合的道路”，与我们现在所依循的马克思实践观的指向，难道有相悖谬的地方吗？换句话说，用马克思的实践观去概括这种“结合”，是否可以呢？我们看到张先生没有作这样的概括，在有关的论述中，也未曾提到“实践”这个范畴。这大概不无考虑。但作为现在一种比较趋时的“对话”，笔者想试着把张先生提到的这种“结合”与马克思的实践观作一比较，看看张先生的这个论断，可否再做一点补充。但愿这不是画蛇添足。 不言而喻，实践是人们自觉地、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马克思把这样一个能动的范畴引入哲学，而且把它放在本体论的层面上，这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样也就同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观念：不仅是思想、意识，更重要的是人的实践，从根本上把人和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正是实践活动，使世界分化了，自然界被一分为二：人，原来是从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实践使他把自己创造成人，同时又创造了人的生存环境，使人成为改造世界的主体；自然，原是一种自在的存在，是自身变化的主宰。然而实践又使它变成了“为人的存在”，成为人的实践的客体。简而言之，正是实践使原来性质单纯，只具有自然关系的世界变成了“主客二分”的矛盾世界。换句话说，没有实践，也就没有“主客二分”。 实践的这个方面，不能不说是人的生存的最基本方面，具有明显的功利性。或者象张先生说的那样，这是人生的实际一面。人的确不能脱离这个方面而生存。唯物史观的前提，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这样看来，张先生讲的给西方人带来科学发达、 物质文明昌盛等等好处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说到底正是人的实践原则的一部分。即马克思的实践观理应包含着主客二分的思想和主体性原则。这样的理解大概是可以的吧。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如果实践只具有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的一个方面，那么人的这种生存方式与动物的生存方式仍然相去不远。但事实上，实践使人之所以成之为人，是因为它还具有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即人通过实践，在更高的层面上又扬弃了主客二分，使自然成为属人的世界，成为人化的自然。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来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属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固有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也对他说来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等于说，对象成了他本身。”（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8、79页）即人的“无机的身体”（同上，第49页）。马克思的实践观正是在这样现实的基础上，又阐述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可以看作是在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吧。这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实践观里，又同时包含有扬弃了“主客二分”的“天人合一”的原则。这样就不仅可以在个人意识发展与人格形成的过程中，找到“主客二分”与主客不分的“天人合一”相结合的依据（张先生正是以此论证了二者结合的可能性），而且可以更进一步地在人的现实生存的活动中，找到二者结合的确证。由此我们认为，张世英先生提出的“主客二分”与“天人合一”的结合，正可以在马克思的实践观里找到真正的归宿。由此我们也进一步确信，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它的实践观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在新的挑战面前，日益显示出它所固有的活力。 马克思的实践观与现代西方哲学产生的背景，从积极方面来看，都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新时代的哲学是这种成功的思辨形态。然而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的实践观又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当代西方与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形成强烈反差的精神困惑的一种反映。由于科技与工业社会发展的异化，社会危机与战争（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相互交织，西方已再没有18、19世纪那种洋溢于人们心灵中的乐观主义精神。人们丧失了对理性的信念而感到彷徨苦闷。这些最终都曲折地以各种不同的形态，反映在现当代西方哲学中。而马克思的实践观则立足于唯物史观，着眼于从事建设与创造的代表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劳动者，从而在实践的基础上去积极地确立人的地位。它从人自身的富于创造力的活动中，为考察人的生存确立了一个坚实的支点。它并不泛泛地奢谈“生存”，因为这个范畴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不是空洞的抽象，就只是对生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诉说。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看，现代西方哲学所提出的人的生存、解放这个哲学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它的实践观，才给予了最有说服力的回答。因此也可以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正是当代中国哲学需要进一步确认的必由之路。这种哲学其实也就是张世英先生所憧憬的那种“既有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的进取精神，又有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高远境界的哲学。”这样的看法，不知张先生能否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