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致隆：首先我来逐一回答你的问题，那是你在来中国之前通过电子邮件给我留的“作业”，我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答案。 加德纳：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人为什么对我的多元智能理论这么感兴趣？ 沈致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介绍中国的教育改革。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就提出了素质教育的口号，作为教育改革的目标。我们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改变传统的应试教育。1999年，中国更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这个决定号召实施素质教育，认为必须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提出学校教育不仅要抓好智育，更要重视德育，还要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和社会实践，使诸方面教育相互渗透、协调发展，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你的著作《多元智能》的中文版，恰好也是1999年出版的，当时人们突然发现，你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与中国的教育改革殊途同归、不谋而合。你的理论为我们的素质教育提供了充分的依据，证明了这种教育的科学性。哈佛大学的《零点项目》中有关多元智能理论的实践，对于中国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也有明显的借鉴意义。于是多元智能理论在中国上至副总理级的官员中，下至小学幼儿园的教师和学生中，不胫而走，迅速传扬，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欢迎。 加德纳：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人怎样解释多元智能理论？怎样看待我的专业？ 沈致隆：人们认为多元智能理论是教育学理论，甚至认为是一种教育目标或教学方法。心理学家认为你是杂家甚至是艺术家，艺术家却认为你是心理学家，而广大中小学、幼儿园校长教师和教育部门的官员们，则认为你是教育学家。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很简单，你是跨学科的专家，而他们都只从自己的学科或职位出发去理解你，难免出现不同的说法。目前在中国，跨学科的专家还难以被人们理解。 加德纳：我很愿意是，但严格地说我不是真正的艺术家。虽然你昨天下午的大会发言稿说得不错：我从小接受艺术教育的成长背景，我学生时代对艺术的热爱，是我后来提出多元智能理论的两个重要根源之一，但我主要还是个职业发展心理学家和业余神经科学家。我热爱教育，但我不是教育学家，不能胜任担当一所中小学校的校长。1983年我提出此理论的《智能的结构》一书，不是为教育学家写的，只是没想到后来对教育界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 我的第三个问题是：你认为在中国对多元智能理论的理解和应用存在哪些问题和混乱？ 沈致隆：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把多元智能理论当成了教育的目标或教学的方法，其证据就是目前两个口号在学校里喊得很响，不但在美国有人喊，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有更多的人在喊，那就是“为多元智能而教”和“用多元智能来教”。第一个口号把你的理论当成了教育的目标，第二个口号把你的理论当成了教学方法。我认为多元智能理论既不是教育目标，也没有告诉人们怎样教，而是由一种心理学理论发展而来的教育哲学思想。这种思想不是不能实践，但是在应用过程中简单化为教育的目标，为这个理论而教，或者庸俗化成“多元智能是个筐，什么教育改革措施都能往里装”，会使人感到困惑。 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当然不是教育目标。这一点，我在昨天上午的大会上已经说过了。多元智能本身不是教育目标，而是一种有助于达到教育目标的手段。所有多元智能理论的实践者，都应该有自己另外的教育目标。我个人认为对于下列教育目标的实现，多元智能理论还是能够起一定帮助作用的。这些目标一是加深对学科的理解，如对历史、艺术、数学、科学等学科的理解；二是使人们学会和睦相处，保护并照顾穷人，促进社会的安宁；三是使学生学会独立生存，并具有经济上的竞争手段；四是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这一点我20世纪80年代来中国时就强调过多次；五是艺术教育，也就是你正在从事的工作。艺术教育在中国大陆和海外的华人中间，越来越引起普遍的重视，但艺术教育的方法和目的，存在许多问题。多元智能理论能够帮助人们在艺术教育的过程中，加深对真、善、美的认识。六是促使人们关注传统的知识和价值观。 从我的科学发现中直接引出教育措施是不妥的，因为任何科学理论都有可能蕴涵着多种推论，这些推论甚至可能是互相矛盾的。例如谈到智能和天赋，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一种我称之为“激光式”的方式，往往专注于某一个领域，如爱因斯坦和莫扎特的；另一种我称之为“探照灯式”的，不限于某一特定的领域，如政治家克林顿夫妇的。这两种智能或思维的表达方式可能正常，也可能不正常。第一种智能类型或思维方式中正常的例子，还是刚才说到的爱因斯坦和莫扎特。他们在某一领域取得了优异的创造性成果，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是正常的人。而不正常的例子如患自闭症或孤独症的儿童，虽然也能关注于某一个领域的问题，但在其他方面则是病态的。第二种“探照灯”式的智能类型或思维方式，如克林顿夫妇就是正常的，他们能够同时处理好许多不同的问题。不正常的是患多动症的儿童，在某一时刻关注许多方面，却无法处理好任何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