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冷战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临着这种复杂的国际背景，从1949年到1991年，中国和苏联的教育交流不仅受到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两国国内政治和两国关系好坏的影响，从而使中国与苏联的教育交流，经历了非同寻常的起伏与动荡。当然，不能忽视的是，在冷战这个特定的年代，苏联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新中国教育体系的形成和确立，同时也影响了中苏教育交流的规模和走向。在冷战后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回顾当年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教育交流，是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 一、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 新中国对苏联政策的制定，要放在世界格局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来分析。在美国和苏联进行冷战的年代里，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选择一个正确的外交路线，从而保卫经过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得到世界的承认，争取他国的经济援助，从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面对美国对新生的共和国所采取的在政治上不承认、经济上实行禁运和军事上包围的“遏制并孤立”的做法（注：关于“遏制并孤立”中国政策的详细内容见顾宁：《“遏制但不孤立”中国政策提出的历史由来、反响及其意义》，《世界历史》1997年第1期，第46-54页。），中国则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一边倒”的对外方针；关于“一边倒”方针的形成和意义，见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4-19页；丁明：《战后国际关系与我国建国初期“一边倒”方针的形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92-99页。），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承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1949年1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问了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奠定了两国关系间政治上相互支持、经济上相互合作和文化方面相互交流的基础。在经济上，苏联给予中国很大的援助。以20世纪50年代为例，在中国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苏联帮助援建了“156项工程”（注：王齐：《“156项工程”与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评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110-116页。）；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总额是66亿多旧卢布，其中用于经济建设的约3.28亿旧卢布。此外，在军事上，苏联援助中国62.8亿旧卢布（其中有的用于抗美援朝）（注：沈志华：《关于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83-93页。）。 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苏联霸权主义愈演愈烈，中苏矛盾日益突出，苏联撤走了在中国的全部专家，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合同，并挑起边境冲突。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是继续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同时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毛泽东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把亚非国家作为第一地带国家，把西欧、北美和大洋洲国家作为第二地带，依靠第一地带国家，争取第二地带国家，来反对美国和苏联的霸权。此阶段的美苏关系也处于紧张状态。古巴导弹危机最终以苏联从古巴运回全部导弹、伊尔轰炸机和美国答应不入侵古巴而告终。 进入20世纪70年代初，美中关系出现缓和。一是因为美国要摆脱在越南的困境，二是因为美国要利用中苏矛盾，寻找新的盟友，对付日趋强大的苏联。此时，中国领导人也想利用美苏矛盾，牵制苏联。毛泽东主席的“乒乓外交”战略，最终导致《中美联合公报》的签订和中美关系正常化。1979年1月中美建交后邓小平访美，与美方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带来了中美文化交流的新局面和世界格局的新形势。在中苏关系方面，70年代初期，“中苏分歧是在苏联同西方的关系逐步缓和这样一种全球环境下发展的”（注：赫伯特·埃利森：《苏中关系：20年的经历》，倪孝铨、罗伯特·罗斯主编：《美中苏三角关系（70-80年代）》，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1979年底，中苏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同年9月27日、9月28日和10月3日，中苏代表团部分成员在莫斯科苏联外交部别墅举行了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第1次、第2次和第3次预备性会议。在第2次和第3次预备会议上，中方代表王幼平团长在提出“讨论和解决中苏两国关系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障碍的问题”等中方建议中，专门提议“讨论和解决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贸易、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的问题”（注：邢广程著：《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第4分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231页。）。此时期的中苏两国官方虽然开始对话，但两国关系仍处于紧张局面。总之，从1978年到1981年这个时期，中苏关系可以说是“处于最低点”（注：赫伯特·埃利森，《苏中关系：20年的经历》，倪孝铨、罗伯特·罗斯主编：《美中苏三角关系（70-80年代）》，第169页。）。 到80年代，中苏关系开始缓和。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呼吁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是中苏关系恶化以来，苏联中央最高领导人发出的最友好的讲话”（注：邢广程著：《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第4分册，第251页。）。从80年代初开始，中苏两国间虽然没有恢复外交关系正常化，但两国关系间经贸和教育文化往来已经恢复。中苏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主要标志是中国外交进行了全面的调整，致力于建立均衡的对外关系。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也积极寻求与中国关系的改善。经过两国政府部门间的多次会谈，终于在1989年5月当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时，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注：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不是本文论述重点，这段历史见丁明：《从“正常化”走向“睦邻友好”——1989-1992年中苏（俄）关系简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04-1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