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4)04-0034-08 在当代中国，教育无疑是作为“现代化”的一环和实施强国战略的手段而推进的，从毛泽东时代“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到邓小平时代“三个面向”和“四有新人”的指向，都始终遵循着这一逻辑。但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教育又意味着什么呢？他们的预期与国家的目标在多大程度上是契合的？教育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选拔”机制，又怎样具体地影响着位于乡村一隅的农民的需求？ 对于这一重要的问题，现有的研究未能给予满意的解释。那些报告式的研究关注更多的是80年代以来的现实“困难”和“问题”及其背后的制度和政策弊端，而鲜见的比较规范的研究，也主要限于对学校这一“建置”的制度层面和实际展开形态的考察。其价值固然需要充分肯定，但是对于教育的提供者（政府抑或国家）和教育者的研究显然不能代替对于教育的接受者的研究，而民众视角的欠缺必然造成对于乡村教育难以形成系统而实在的认识。 本文意在通过对1949年后一个苏北村庄的农民接受教育的过程和某种结果的考察，力求在上述方面有所补缺。研究重点将置于农民的受教育机会、成本，以及能够予以实际把握的社会的收益，在此基础上来透视“现代化”语境里的乡村教育在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中的现实归结。本项研究主要依据2002-2003年对一个名叫燕鸣坊的村庄的实地调查结果，以及一些地方性的史、志资料。 一、燕鸣坊人的就学空间与受教育机会 燕鸣坊是位于江苏省徐州市东北50公里左右的一个自然村落，它在行政序列中的位置是徐州市贾汪区塔山镇朱湾村九组。村东紧靠京杭运河，北有一条名为不老河的地域性河流自西向东穿过。这个由明朝初年来自山西的两户移民建立的村庄，经过600多年的繁衍，目前已有116户、397人。村庄的人均耕地由50年代初的二亩多减至目前的八分，农业原以种植小麦、玉米和红薯、高粱等旱地作物为主，自70年代水利设施改善后，水稻成为与小麦并肩的主要粮食作物，此外兼种棉花、大豆、蔬菜等。所在镇范围内成规模的企业只有一家污染较重的水泥厂，大部分人家的收入依然主要来自于农业，一些人在本地做“小买卖”，年轻人则自90年代初开始陆续外出打工。2002年所在行政村上报人均收入3320元。但村民们认为该数值至少含有三分之一的水分。如果这种指责是准确的，那么这个村庄富有或贫穷的程度接近于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当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2476元）。 燕鸣坊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可以称为“乡绅”的读书人。1949年前，成人中的识字者只有两位，一位念过几年私塾，春节期间可以帮助族人写写春联；另一位在为邻村基督教堂打杂时粗识了些文字，据说能够读信。这种与教育近乎隔绝的状态主要与周围教育设施的缺乏有关。民国初年，全乡所辖的46个自然村内仅有4处私塾。直至40年代末，全乡也只有4所小“学屋”，学生不满三百。“在旧社会，全镇99%以上的人都是文盲，贫苦农民几乎100%是文盲，有的村连一个会写字的人都没有，过年、办红白事，要跑几个庄才能请到人写对联。”[1](p.1) 大约在1944年左右，燕鸣坊的教育出现了短暂的转机。一位姓吴的山东人来到村里，办起了只有他一人任教师的燕鸣坊小学。本村及邻村有8个男孩入学。但学校只存在了年余就解散了。小学解散后，村里原先上学的孩子大多就此辍学，只有两人转学到不老河北岸的一所高级小学堂。二人都读到高小毕业，从而成了目前村中70岁以上老人中仅有的两个“文化人”。（注：二人自50年代起皆长期在村里担任公职，目前还常被村人请去“问事儿”，主持纠纷的调解和婚丧事务的办理。） 1950年，燕鸣坊所在的朱湾村（当时为乡）建起了历史上第一所正式的小学——朱湾小学。在新制度的天空下，作为农村社会主人的子女，燕鸣坊的孩子们（主要是男孩）开始被动员入学。1958年，在“大跃进”的热潮中，小学实行扩招，村里的一些女孩也开始被送进学校。与此同时，7里外的公社驻地设立了半耕半读的农业中学，村里有三位高小毕业的少年入学。两年后，在此基础上建起了初级中学，但随后开始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又使公社初中于1964年停办，学生分流到相邻的公社就读。 1970年左右，基于“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大队，高中不出公社”的指导思想，全公社范围内的学校开始扩张和升级：朱湾小学附设了初中班，称为“戴帽初中”；而“文革”后新办的公社初中则设立了高中部。与小学的扩张相应，为解决教室不足的问题，朱湾小学在燕鸣坊办起了教学点，招收一、二年级学生各一个班，由该村的两个民办教师担任所有课程。 70年代末期，随着一种新的教育思想开始支配中国，农村教育再次出现了“整顿”名义下的压缩。公社高中恢复为初中，朱湾小学的附设初中班和设在燕鸣坊的教学点也被砍掉。为了解决初中规模大量压缩后造成的入学困难，朱湾大队与另外三个大队合作在5里之外建立了联合初中。此后，燕鸣坊周围的学校作为一种教育设置才基本稳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