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905(2003)06-0068-05 在中国近代美育史上，王国维和蔡元培是两位无可争议的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可谓双峰并立，同映同辉。就美育理论而言，王国维和蔡元培的美学观都是以康德哲学为基础，都把客观世界分为现象和实体两个部分，同时他们的美育思想都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芒，体现出现代性的特征。但由于二人的经历、身份等诸多不同，二者对美育的论述又有很大的区别，对美育建立的具体作用也不尽相同。王国维的思想一方面以学者的严谨散发出理性智慧的光芒，一方面又彰显其试图为人世求得救赎的人性之美善。尤为难能可贵是他试图修正康德哲学片面强调理性而压抑非理性的缺陷，显示出其思想的前瞻性。而蔡元培则以其宽厚平和的学术风格，始终以一种平等的的态度对待古今中外的教育学说，形成一种兼容并包的大气度。 一 王国维在十八岁前，除去在私塾所受教育外，还从其父学习骈散文及古今体诗，并自攻金石书画。在这期间，王国维就表现出他个人的志趣：所喜爱的在于史书和校堪考据。这使得他日后治学过程中的确有一种纵览古今、观其成败，以求鉴往知来的意志和眼光。如其自己所阐述：“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所有事也。”[1]此后其学术风格也一直带有史学家的严谨，也为他日后能够融会贯通古今中西，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十八岁这一年，中日甲午之战的影响使他有意新学。他从英文教师田冈佐代治文集中所偶见的康德与叔本华的哲学之谈，并发生了兴趣。1900年得罗振玉的资助，王国维一度前往日本拟学习理科之学，但旋即因病返国，转入“独学之时代”。由于其自身的状况和性格，更因为“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2]于是开始进行哲学的研究。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从一开始就带有探寻人生终极问题的倾向。另一方面，由于他亲身遭遇时代的变迁而引发的对事变的关切之情又使得他同时寻求一种复兴民族精神、提高人民知识的途径，在其后的哲学及美育研究中也同时显露他对此二者的诉求。 与王国维的治学之路比起来，蔡元培则有丰富得多的经历。蔡元培六岁入私塾读书，十二岁随叔父读书，课余时间翻阅《史记》、《汉书》、《困学纪闻》、《文史通义》等书，十九岁中举人。二十岁以前，蔡元培最崇拜宋儒。二十六岁，蔡元培被点翰林，成为被皇帝师傅翁同歙所赏识的“隽材”。同样是在中日甲午海战之后，由于朝野文人竞言西学，蔡元培也开始涉猎西书译本，之后他历任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创办爱国女学，直至出任民国教育总长、长校北大，始终活跃在教育界。这期间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六次出国，在国外留学、研究、考察、著述的时间达10余年之久。由于他生性恬淡而平和，并对儒家传统文化抱有一种达观的态度，所以在他对西方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时，也表现出一种融会中外，贯通古今的气量，时时想调和二者，同时也有以中国传统文化附会西方文化的倾向。这在其1901年为日人元良勇次郎的《中等伦理学》译本所撰序文里有明确表示：“是书隐以经验派之功利主义为干，而时时以直觉派之言消息之。不惟次也，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东洋思想与西洋思想，凡其说至易冲突者，皆务有以调和之，而又时时引我国儒家之言以相证，又以父子祖孙之关系系易宗教之前身来世，合于我祖先教之旨，故是书之适用于我教育界，并时殆无可抗颜并行者。”[3]他的这种融会中外伦理精华之意愿可推而广之到其他的研究中。关于这种文化人格正如梁漱溟评价蔡元培，他“不仅意识到需要如此，更由于他天性上如此（兼容并包）”，“这方是真气局、真度量。”[4] 由上述可见，王国维和蔡元培都是具有良好的传统文化修养，理解传统文化的真正内涵，同时具备跨文化的学术胸襟，而这二者正是探讨宇宙人生根本问题的人文教育，培养学术自由和人格独立的人文旨趣必须具备的两个方面。而同时二者的文化人格又有明显的不同，这必然体现在他们的美育思想及对美育的具体论述之中。 二 王、蔡二人研究美育共同的哲学来源就是康德的哲学。王国维从1901年至1907年间，把他的全部业余时间用在西方哲学著作的研读上。他精研叔本华、康德的学说，并通过叔本华来理解康德的治学途径。蔡元培在1907年至1920年间几度留学德国，在莱比锡大学研习期间也直接接触了康德哲学和叔本华的学说，这对他日后美育观点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康德第一个明确以“理性”为哲学思考对象，全面对理性的种类功能与使用界限问题进行探讨，并以之形成一个统一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康德以理性概念为核心，高扬了人的主体性这一根本条件，以人为目的本身，肯定了人自身所具有的无限价值。他树立起一种人为自然立法、为道德立法的现代性精神。经过研究，康德把人的能力分为“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三种：纯粹理性有关人的知力，指向物质现象的领域；实践理性有关人的意志，指向道德实践领域；判断力有关人的感情，指向审美情感的领域；它们所追求的目标分别为“真”、“善”、“美”。这表明精神教育应该包含求“真”、“善”、“美”的智育、德育、美育，以分别提高人的三种基本能力。 王国维推崇康德的哲学，基本上接受了康德的观点，将“知”、“意”、“情”三大认识形式与“真”“善”“美”的理想境界相结合，提出了“体”“智”“德”“美”四育并重，培养“完全之人物”的教育方针。其中，美育的提出还由于他较多接受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及美学观点。他推崇叔本华以补康德哲学“物自体”不可知理论的不足，接受了唯意志论并认为意志的本质是“生存欲望”，“欲之为性，无厌，而起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5]。“而要得到解脱，“兹有一物焉始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之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我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6]“独美之为物，使人忘记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7]这便使得美得到空前的升华，极大的突出了美育在教育中的地位，遂赋之以崭新的意义。此外，王国维接受席勒的审美游戏说。他认为审美是来自“游戏冲动”，它不同于目的性的功利欲望，而是人从事功利活动而剩余的一种精力（王国维称之为“势力”）。“若夫最高尚之嗜好如文学美术，亦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的游戏。”是“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8]这种“游戏”是一种自由活动，是超利害关系的，它既不受自然力量和物质需要的强迫，同时也不受理性法则的“强迫”。由此更能看出，王国维美育思想的建构是基于对人的生存意义亦即人所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的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