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虽然于1905年寿终正寝，是早已消逝的历史制度，但它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周围。科举制的重大影响在今天中国文化、教育和社会心理等许多方面还可以感受到。不过，以往对科举制的评价过低，存在着大量误区和以偏概全的情况。“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这是人们经常体会到且乐于引用的一句古话。不过，与“鉴古知今”相对的还有一个“知今通古”的问题，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鉴古可以知今；另一方面，知今也有助于通古。借助对现代考试问题的了解，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出科举制的本来面貌。全面、冷静、客观地考察科举制、可以得出科举制是一种不坏的制度的结论。 一、科举评价中的以偏概全 长期以来，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科举制都是被作为批判的对象加以介绍的，而且还从《儒林外史》中选取《范进中举》，从鲁迅作品中选取《孔乙己》等文章加入中学语文教材。在大学文科教学中，科举制通常也多以负面的形象出现。因此，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科举”是一个贬义词，科举制是君主时代一种罪恶的、腐朽落后的考试取士制度，它只会造就范进和孔乙己似的儒生，选拔的都是一些庸才。将高考类比为科举也是废止统考论者常用的说法。多年来台湾主张“联考万恶论”者，一般都“简单的把联考比喻为以前的‘科举’，这是一种要把欲打倒的对象‘妖魔化’的手段”。（注：南方朔.让我们上街为联考来请愿[N].新新闻周报，2002-6-5.）然而，科举制本身已是被妖魔化了。 现代人往往将文学作品中虚构出来的范进、孔乙己当成科举人物的代表，却不知道大量真实的杰出的科举人才，如文天祥、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白居易、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辛弃疾这样的文学家，包拯、海瑞这样的清官，甚至还有沈括、宋应星、徐光启这样的古代科学家。1300年间多数政治家也是科第中人，连清末激烈批判科举的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严复等人也是科举出身。这些名人都是实实在在的科举人才，科举制实际上并不是像过去所宣传的那么坏。但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对科举制的批判和宣传流于片面，以至于许多大学里学中文的不知道隋唐以后多数文学家是进士出身，教育系毕业的不知道韩愈、朱熹、蔡元培、黄炎培等人也是进士或举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与科举制利弊都很显著，在历史上的消极影响确实不小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清末废科举时人们矫枉过正、以偏概全，而今人又多受清末人士激愤之言论所左右有关。 “贡举者，议论之丛也。”（注：王夫之.穆宗[A].读通鉴论（卷26）[C].北京：中华书局，1975.904.）这是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论及唐代朋党与科举之关系时所发的评论。就像高考往往是教育界及社会议论的热点话题一样，科举取士向来是传统社会关注和议论的热点问题，赞美与批评者都很多。但现代人在对待科举的态度上，存在着一种简单片面地划分历史人物进步与否的作法：凡是批评科举的则说明其进步而受到肯定，若说科举好话的则属于落后人物；同一个人的不同言论若是反科举的则是进步的、有见识的，若是肯定科举的则属于落后的、没有批判精神的；而且多数论著往往有意无意中省略肯定科举的人物和言论。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般介绍科举制的著作都不会漏掉顾炎武关于“八股之害等于焚书”，康有为所谓割地赔款都是八股之过的观点。一谈到科举的弊端，就都引用清代徐灵胎那首《道情》中的句子：“读书人，最不济。醉时文，烂如泥。”还有就是必引那首“闱屋磨人不自由，英雄便向彀中求。一名科举三分幸，九日场期万种愁”的《浙江乡闱诗》。（注：缪艮.浙江乡闱诗[A].文章游戏（2编卷3）[C].）这已形成了简单化的科举制评价套路，或者说一种八股式的评价模式。 实际上，科举时代有不少文化巨人曾称赞过科举，有很多人认为科举是一种很公平的制度。在漫长的中国科举史上，曾形成了“至公”的理念。考试的基本原则是公平、公正，从隋唐至明清的科举时代，许多人将科举考试看成是一种“至公”的制度。（注：刘海峰.高考改革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J].教育研究，2002,(12).）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讲究等级的国度，但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注重以考试来进行公平竞争的社会，考试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历史上，有许多著名人士如魏源、龚自珍等人曾充分肯定过科举制。梁启超在《变法通议·科举》中，虽对科举制度有诸多批评，但也指出：“科举弊政乎？科举，法之最善者也。古者世卿，春秋讥之。讥世卿，所以立科举也。世卿之弊，世家之子，不必读书，不必知学，虽骏愚淫佚，亦循例入政，则求读书、求知学者必少，如是故上无才。齐忆之裔，虽复读书，虽复知学，而格于品第，未从得官，则求读书、求知学者亦少，如是故下无才。上下无才，国之大患也。科举立，斯二弊革矣。故世卿为据乱世之政，科举为升平世之政。”（注：梁启超.变法通议·科学[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C].北京：中华书局，1989.）类似这样肯定和赞美科举制的言论还有许多，从其数量来说并不少于批评科举的言论。 另外，许多论者混淆了科举制与八股文的区别，将明末以后对八股文的批判等同于对科举制的批判。其实，黄宗羲、顾炎武、康有为、严复等人，其激烈的批判言论基本上都是针对八股文而非科举制本身。而且，清末人士为废科举而将八股文连带科举制说得一无是处，是有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的。可是废科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都只重复反科举的言论而基本上不提以往肯定科举的言论，以至于今天许多人以为古人都认为科举制是一个很坏的制度。 经过清末人士的过滤筛选，科举制的“历史”已被凝固为图书馆中一本本书籍，当代人对清末废科举的言论往往不加辨析就全盘接受。所以，凡是论及科举制，必定会列举康有为所言进士翰林“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注：康有为.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析[A].戊戌变法（2册）[C].北京：神州国光社，1953.208-211.）的说法。而清末西学初入时，个别举子在策论试卷中将拿破仑误解为“拿破轮”这样的案例，更是被现代许多论著当作科举士子都很愚蠢的有力证据。其实，当时民智初开，个别考生不知拿破仑为何许人士，这应不足为奇。而且，这些都不过是极端的个别事例。因为科举考试不一定能将所有最有才华者选拔出来，但至少可以淘汰确实无能者。明清时期考生要通过三场竞争激烈的考试，须精通八股文、策、论、表、判等，要想作好这些文体，非熟读基本的经史辞章不可。很难想象一个不知唐宗宋祖的举子能够过五关斩六将考取进士，除非他作弊。这就像当代获得博士、硕士学位者大多数文化水平要比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要高，虽然不排斥极个别混文凭者。由此推想，所谓不知唐宗宋祖的进士，要么是特别的例外，要么就是通过作弊骗取科名者。因为我们从大多数流传下来的史料中，尤其是从清代进士留下的书画中，都可以看出进士群体深厚的文化素养，例如赖恬昌所编《一个儒生在帝制中国》（注：T.C.Lai,A Scholar in Imperial (hina,Hong Kong,1970.）中所收的部分进士墨迹便是。举出极端个别例子当作一般情形，进而否定整个科举制度的选拔效能，这实在是误解了科举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