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理论创新的“他山之石”

——从人类学研究的几个特征谈起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孔炽(1949-),男,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 福建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人类学研究所,福州 350007

原文出处: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内容提要:

教育理论研究与人类学的研究都是关于人的科学研究;一百多年以来,人类学研究所铸就的相对成熟的学术传统,特别是它的“整体性视角”、“田野作业”的方法原则、“交叉文化分析”及其“文化普同论”,以及它关于“全球化”的解说与研究等,反映了人类学对人类现实的密切关注和与时俱进等特征,可以成为我们教育理论创新的“他山之石”。本文既论及人类学研究的主要特征,也联系和分析了当今中国教育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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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468(2003)04-0095-05

      一

      按照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罗杰·基辛(Roger M.Keesing)的观点,人类学的学科领域包括民族学(狭义的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史前考古学以及体质人类学四个部分。前三部分内容构成广义的文化人类学[1],是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西方人类学诞生一个多世纪以来,实际上已经走出了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和原始民族研究的局限,进一步将人类文化的发展和现状放到了人类学研究的主导位置;人类学研究积极参与社会决策,国际合作进一步扩大,并且与其他学科形成了新的更加密切的联系,推动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丰富和深化。

      然而关于人和人类文化的研究,并非人类学一家,实际上涉及多种多样的学科。这是人类文化活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的。因此,学科交叉在所难免,学科之间的相互启发和借鉴也成为必然。例如,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作为关于培养人类未来一代的研究活动,也一定像人类学一样涉及到文化遗产问题——如教育内容的选择及传承方式等问题的研究。这样,教育理论研究与人类学的研究就可以通过相互借鉴,实现共同繁荣。实际上,早在19世纪后期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就写出了副标题为“教育人类学初探”的教育名著《人是教育的对象》,此后这样的教育家越来越多;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前期应用人类学的发展,国内外一批人类学家也开始将自己的研究触角延伸到教育领域。时至今日,人类学研究一百多年以来所铸就的相对成熟的学术传统,仍然可以赋予我们的教育研究以更新的视野、更高的理论起点和更为切实的实践指导和历史借鉴,可以成为我们教育理论创新的“他山之石”。

      二

      人类学研究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在其研究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整体性视角”(the holisticperspective)。人类学不同于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其他研究人类文明的学科,它不仅仅研究人类生活的一个或几个方面,而是要将人类及其社会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试图给出一个全貌性的观察和整体性的结论。因此,人类学对某一区域的人类生活研究不仅包括这一区域的政治组织、经济状况,还包括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习俗、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文化遗存、婚姻及继嗣制度、个体生理特征、儿童养育、社会历史变迁、科技发明等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在这样的基础上,人类学研究尤其强调各种社会事象之间的关联,强调文化的背景分析(contextual analysis),从而将社会事象与各种各样其他方面的因素联系起来,进而获得对于该区域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入理解。

      在教育理论研究的领域中,过去那种单纯的阶级分析的不足,已经为教育研究者所认识;但是仅仅强调政治背景和经济背景的分析仍然是不够的——虽然它们是不可缺少的根本性的东西。对于许多教育现象或教育问题,如果能从一种多维的视角、整体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比如不仅注意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而且能从宗教传统、文化特征、自然环境等方面加以综合研究,以整体性视角进行观察,那么将会得到更加令人信服的结论或者获得更好的应用效果。对于中国教育的一些问题,则应当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以来对教育理念和人性形成的巨大作用,并结合政治和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展开研究。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对20世纪初西方教育被引入中国所产生的作用的分析。传统的读经及科举教育,从那时起被引进的西方学校教育逐步取代,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划时代的事件。然而可惜的是,以改造中国社会为目标的对外学习和引进,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能实现民族振兴、国强民富的初衷。我们在分析其中的原因时,诚然要分析当时中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国情,但也必须指出那时的改革未能顾及中国的民族性、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基层的教育需求、承受能力的实情,以为不触及中国文化传统而简单轻易地搬用外来的教育就可以发挥效用。当时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是这种观点的集中反映。这是一个相对自我封闭的民族在追赶世界潮流时,产生的对异文化的理想化观察所导致的盲目的、浪漫的和生硬的嫁接过程。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对于西方教育的研究,也需要进一步深化,不仅不能停留在单纯性的译介上,而且也不能停留在仅仅对国外教育的经济、政治及历史的分析上。众所周知,宗教渊源和个人主义哲学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忽视了这两个重要方面,西方文化就失去了灵魂,西方教育思想或制度的核心或特征也就无从谈起。而我们的实际情况是,对西方宗教理念与教育理论的关系和对西方个人主义与教育关系的研究都极为薄弱。此外,在我国加入WTO后,西方各国学校将直接抢滩中国,教育竞争在所难免,同时也将具有各国特色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更为直接地展示在我们面前。这就需要我们切实把握我们自身的文化教育基础和特色,也需要我们清楚地了解国外文化教育的历史传统特征,方可从中提取为我所学所用的内容,并避免在引进外国教育理念或方法的时候,对我们自己的优秀教育传统造成损害。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我们在研究一些教育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同时,也进行较为深入和广泛的东西方人类文化研究,以便从宏观的角度同时把握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用以指导相关的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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