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史本质上是一门关于历史的科学，但是中国学界迄今尚无一本贯通中西、谈古论今的经济思想史。浙江大学蒋自强教授率领他的学术团队（其中包括张旭昆、袁亚春、曹旭华、罗卫东、王如方五位中青年学者），积三十余年功夫，继主译《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后，又推出了230万字四卷本《经济思想通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巨著，填补了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空白。该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色： 第一，突出了“通”和“达”。这是本书的最大特色，它在时空上融会贯通了三个层次。这是经济学研究对象领域的一次革命，使研究体例有焕然一新之感。第一个层次是打通了经济思想史、经济学说史、狭义政治经济学史和广义政治经济学史的界限，拓宽了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而经济学说史和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起点仅限定于重商主义），突破了学科间的界限和樊笼，也突破了时空的障碍和局限性；第二个层次打通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和外国经济思想史，突破了地域的障碍和局限性，从而实现了学贯东西；第三个层次是打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说史，这是突破了意识形态的障碍和局限性。 这样就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范围和研究平台，从而有可能实现治史的宗旨和境界，即“达中外之情、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众所周知，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经济思想、文化、文明是在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竞争、互相冲撞或融合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这是一条规律。因此，《经济思想通史》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体例就便于我们打破时空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在更广阔的视野和背景下着力探讨各国经济思潮的相互影响，比较各国经济思想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有助于比较属于不同传统的经济思想的优点和缺陷。例如，该书既研究了东学西渐问题，第一卷第三篇阐述了中国明末清初的社会经济思想以及该时期中国古代文化和经济思想对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也研究了第一次西学东渐问题，第三卷第四篇阐述了17世纪至20世纪的“西学东渐”与近代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事实表明，（1）中国的经济思想在西方经济学的鼻祖法国重农学派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演变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或者说它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2）东学西渐在前，西学东渐在后。应该强调指出，无论是东学西渐还是西学东渐，都是各种文化、文明、思潮相互交流、渗透、撞击和交融的产物。王国维指出，“学问之事，本无中西”、“中西两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而第一次西学东渐更是近代全球化的产物，英国是近代全球化的推动者和受益者。因为发端于英国的产业革命尤其是蒸汽机和电力带动的运输革命以及斯密倡导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克服了各种生产要素流动的技术障碍和思想障碍。这是第一次“西学东渐”的总背景。严复深感“研讨西学”、“师夷制夷”是“中国复兴”、“中国之强”的必由之路，遂译斯密的《国富论》即《原富》以及一批国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称为“传播西学第一人”。人们把上次世纪之交的这次“西学东渐”的积极成果概括为：送来“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其实还送来一位“富”先生（Wealth）。因为《国富论》的主旨是强调“富国裕民”、“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主义和以近代工厂制度为标志的社会化大生产（该书75处涉及中国，并把自给自足、中央集权、轻视对外贸易和不保护个人私有财产视为是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因而对中国近代工业化（“振兴实业”）起了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第二次西学东渐则是当代全球化的产物，这次世纪之交的第二次“西学东渐”伴随着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当代全球化，这次全球化高潮得益于美国作领头羊的知识经济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带来的通信革命以及新自由主义。美国是当代全球化的推动者和受益者。而这次“西学东渐”送来“马”先生（Market）、“骡”先生（rule of law）和猴先生（Human right；Humanitarianism；Humanism）。不应过分高估或者恐惧“西学东渐”的负面影响。 第二，突出了“破”和“窖”。不“破”不“立”，有“破”才有“立”。“破”到“立”的中介是“容”，这体现了中国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兼相爱，交相利”和“有容乃大”——的真谛（注：参见《国语》卷六，“郑语”；墨子：《兼爱中》）。这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注：《马克思恩格思全集》，中文版，第4卷，1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一言以蔽之，不破不立、不容不立。 一是破“卢森贝模式”。M.H.雷金那的《经济学说史教科书》是卢森贝1932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史》的改进型。该模式突出苏联中心论，一味突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因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来源而否定其他经济学流派和经济理论并把它们打成庸俗经济学。其基本指导思想是，经济学说史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配套课程，主要以批驳西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敌对思潮”和服务于阶级斗争为主要任务。自新中国成立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这种指导思想在我国学者所著述的经济学说史教材中也有所反映， 二是破“美欧中心主义”，其代表作是埃里克·罗尔的《经济思想史》、斯坦利的《经济思想史》和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的《经济思想的成长》。夏尔·季德和夏尔·李斯特写的《经济学说史》是一个例外，该书用大量篇幅介绍了法国本土的经济思想史。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分别评述了从纪元前四五百年希腊-罗马时期起，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作者去世前为止，绵延二千四百余年的经济分析发展史，包括各个时期的重要人物、思想观点、学说体系、分析工具和方法、贡献和影响、评价等等，是迄今西方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学说史，特别是关于经济分析方法的演变方面最广泛、详尽，而追根溯源又比较深透、分析评论又多具特色的第一本巨幅专著（张培刚语）。并且该书不仅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和方法论，而且在第五篇第三章“极权主义国家的经济学”还着重介绍了俄国的经济思想，尽管篇幅很短。但总的没有跳出美欧中心主义的窠臼。当然这是一本未完成的遗稿。就各部分的内容而言，有些地方显得不甚均匀或相互重复。 三是破否定一切和怀疑一切的“激进主义”左倾思潮。《经济思想通史》吸收了经济思想史学界的大量研究成果，其卷末刊登的主要参考文献近千种，充分体现了一个“容”字。中国学界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为该书作者提供了大量可供研究的思想资料。例如，陈岱孙教授的《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若干主要学说发展论略》和《西方经济学中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思潮的消长》科学地阐述了经济思想史发展的线索和演变规律。鲁友章和李宗正的《经济学说史》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长处，后者培育了整整几代经济学家。但是仍然打上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注重大批判的学术风格。陈岱孙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优点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囊括其中。经陈岱孙教授审定由汤在新、颜鹏飞撰写的《近代西方经济学》和《近代西方经济学学习指南》（上海人民出版社）把经济学说史划分为七个演变阶段，并且阐述了各个历史阶段上各种经济思想演变的路线和总背景。胡代光主编的《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则深入阐述了西方经济学的六次革命。马涛的《经济思想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力图从经济学的范式和范式转换的角度阐释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谈敏的《法国重农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为该书“东学西渐”章提供了第一手丰富的思想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