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泉行的败落

——诉讼对19世纪外贸的危害

作者简介:
小弗雷德里克·D·格兰特,美 小弗雷德里克·D·格兰特,FredericD.Grant,Jr,执业律师

原文出处:
史林

内容提要: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期,是世界市场发展的重要时期。广东外洋行商人的商欠和争讼,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同时也是当时贸易者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潘长耀及其丽泉行之所以破产,是因为在对大规模的信贷贸易缺乏保护的年代,它将大部分资金赊给了西方私商。中国法律体系对商人有限的保护并不适用于参与外贸的商人,美国的法庭尽可能公正地听取中国商人充当原告或被告的案件,但由于审判的拖沓、越洋联络的延误和不熟悉美国的司法程序,中国诉讼当事人仍蒙受损失。关于丽泉行的文献表明,贸易的分割、距离及不熟悉美国法庭的管理,是怎样在19世纪早期置中国的诉讼当事人于不利境地的。中国商人在利用新的手段参与对外贸易及信贷活动中,虽然受到了挫折,但中国的商业运作,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4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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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K25;F752.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1873(2004)04-0075-13

      从商必履险。在19世纪,无论中外商人,参与外贸者必冒极大之风险。部分风险渊源相同:天气恶劣、商船沉没、海盗抢掠、健康受损、贷价暴跌、无力偿债或者是为战争所拖累等等。19世纪的国际贸易在某种程度上为利之渊薮,然则利润非唾手可得,意外的风险可令商人前功尽弃。(注:有一个典故,人们用著名的纽约格里斯沃德公司(N.L & G.Griswold)名称的首字母造了双关的别名,叫“不亏本,大利润”(No Loss and Great Gain).见RichardC。Mckay,South Street:A Maritime History of New York(new York:G.P.putnam's Sons,1934),页94。适成对比的是,本文讲述了大量参与对华贸易的美国公司破产的例子。有人认为,19世纪时,美国人在对华贸易中的盈利和亏损正相等。见Tyler Dennertt,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1922;rpt.New York:Barnes & NoFble,1941),页74(“显而易见地,美国与中国间的贸易联系并没有被看重,因为眼前的回报可能是将来的亏损。”)。)兴讼是较鲜为人知的一种风险。丽泉行在19世纪头10年允许美国商人大量赊帐,为了追讨美国商人的欠款,潘良水官越洋兴讼,却得不偿失,原本兴旺的行务濒临破产。

      丽泉行

      昆水官(潘长耀,1759年12月3日~1823年8月5日)是著名行商潘启官的亲戚,至迟在1794年就已在广州的外贸中崭露头角,时年35岁。(注:潘长耀以Consequa的英文商名参加贸易,有时写作Conseequa。1807年2月24日,潘长耀的誓言,吉拉德控告比德尔(Biddle)案,该案件于1806年9月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县普通法院开庭,见史蒂芬·吉拉德档案,巳故吉拉德的财产,宾州费城美国哲学协会藏缩微胶卷第439号(昆水官的年龄是“48岁或以上”)。又见Felix Renouard de Sainte—Croix Voyage Commercial et Politique aux Indes Orientales(Paris:Archives due Droit Francais,1810),Vol.Ⅲ,p.155,161(昆水官于12月3日出生)。又Hose B.Morse,The Chronicli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1926;rpt.Taipei:Ch'eng—wen,1966),Vol.Ⅱ,p.261,V01.Ⅳ,p.73(昆水官于1823年8月23日去世)。Lo—shu Fu,A Documentary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 (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66),页391和610,错误地将潘长耀的商名拼写为"Ponseequa",即将Pan(姓)加上 Conseequa(商名)。这是不能成立的,潘长熠本人用的商名是“Consequa”。例如,1814年2月10日,潘长耀在“广东行商昆水官致美总统迷利臣禀”上的签名可以证明,见华盛顿特区国家档案馆藏“美国领事广州通信”,缩微胶卷第101号,第1卷(以下简称“广州领事通信”),又1813年4月3日,潘长耀致多贝尔(Peter Dobell)的信件上的签名,见布雷克(Breck)家庭档案,费城图书馆公司(Library Company),藏于费城美国历史协会,并见在卡灵顿档案中一张收据上的签名,藏子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的罗得岛历史协会(见附录注释6)。)他参与外贸的确切日期无从考证,可他无疑是以行外商人起家的,行外商人对行商专营外贸大有威胁。(注:文献证明,不迟于1794年,潘长耀已从商。见附录。然而,1807年2月,在为吉拉德控告比德尔案所作誓言中,他宣称自己在广州住了11年。前一个年份的说法为提登(Bryant P.Tiden)的陈述所支持,他参观了潘长耀在珠江岸边的“豪华居所”,他描绘了里面几件法国的装饰品,“虽然现在已经过了时,那是路易十六时代的款式,距今三十多年,但他很珍视它们。”见Bryant P.Tiden's journal,"Ship Canton 1st Voyage to China,1815—1816,"pp.75—76,Peabody Museum,Salem,Massachusetts。行商是在中国广州的一群私商,通常有十三个,从政府领取执照,从事海外贸易。见Ann B.White,"The Hong Merchant of Canton ,"Unpud.Diss.,History,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67。)潘长耀的行外商人生涯大概是自力更生,也可能是在潘启官的同文行的保护下进行。

      1796年末,潘长耀的“贸易对象延及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并且“他的财力巳引起官府注意。”12月时,他因无外洋行的执照,擅自参与外贸而被捕,被罚了一大笔钱,不得不承充行商,这又少不了被敲诈一笔。(注:Morse,Chronicles,Vol.Ⅱ,p.283。)新开办的面泉行与东印度公司有大宗的生意往来。(注:Morse,Chronicles,Vo1.Ⅱ,pp.282,297,317,348,391,419,Vol.Ⅲ,pp.60,105,159,191,207,244,313,350,and 371。)潘长耀与美国商人间生意的规模不易衡量,但现存档案(大部分是与外商发生争执时的往来书信)显示贸易数额巨大。

      潘长耀法语讲得不错,那是“多年前当法国船只比现在要更常来广州的时候,向船上的人学的”。(注:Journals of Bryant P.Tilden 1815—1829,P.93,Peabody Museum,Salem,Mass.)他的英语,就是被人们称为“广州英语”(pidgin English of the Canton trade)的那一种,就没那么流畅了。(注:1813年4月3日,潘长耀致多贝尔的信件。)潘长耀曾向人抱怨说他家的千金太多,他有至少一个儿子。(注:Journal of Bryant P.Tilden 1815—1829,p.95,Peabody Museum,Salem,Mass.;Morse,Chronicles,Vol.Ⅳ,p.74;潘长耀控告凡宁案,3 Johns.Ch.587,607(N.Y.1818)。潘长耀对儿子的感情给肯特法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肯特写道:“他的信件,远不能作为犯罪的证据,毋宁说是体现了他直率和有男子气的个性。我们看到,讲到他的儿子时,他显然是和蔼可亲。)

      外商对昆㈠水官评价不一。法国商人对他高度赞扬,他在广州的住宅里有不少法国人送的装饰品。(注:见Bryant P.Tilden's journal,"Ship Canton 1st Voyage to China,1815—1816,"pp.75—76,Peabody Museum,Salem, Mass.)德·圣库瓦(Felix Renouard de SainteCroix)在1807年11月的时候如是说:“他是个好人。”(注:Renouard de Sainte—Croix,Voyage,Vol.Ⅲ,P,100。)美国人出言更谨慎。波士顿商人柏金斯(Thomas Handasyd Perkins)的一个代理人说:“(潘昆水官)是一个爱空许诺,临了支吾了事的人,但他腰缠万贯,生意兴隆。赊卖货物时很随意”。(注:Carl Seaburg and Stanley Paterson,Merchant Prince of Boston:Colonel T.H.Perkins,1764—1854(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01.)1809年,潘长耀的生意已破落,撒冷(Salem)商人沃德(Thomas W.Ward)写到他时,笔锋更尖锐:“他富有、爱巴结人、讲究礼数,有时给些好货、有时供货又极糟糕,做生意时三心二意,你和他说话时得留个心眼,因为他老是空许诺,却自行其是,这种人可不常见.”(注:Thomas W.Ward,"Remarks on the Canton Trade and the Manner of Transacting Business,"Essex Institute Historical Collections 73(1937),pp.303,307.)1803年1月,沙利文·多尔(Sullivan Dorr)满怀沮丧地向德兰诺船长(Captain Amasa Delano)讲到他买茶的经历:“自从昆水官同意提供40箱小种茶后,我大概找了他20次,他却没法拿出货来。我已经把提货单留给了梅佶(William F.Megee)先生,假如这批货到了手,就会运到你指定的地点。”(注:Letter,Sullivan Dorr(Canton)to Amasa Delano,17January 1803,reprinted in Howard Corning,ed.,"Letters of Sullivan Dore,"Proceedings of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67(1941—1944),pp.178,361.)尽管如此,潘长耀还是可以和美国人大做生意,大概只是因为他可以轻易地向美国商人赊卖这么个理由。还有不少美国人善待潘长耀。潘长耀与美国人关系不错,其中费城商人威尔克斯(Benjamin Chew Wilcocks)对潘长耀就大加褒扬,他在1812年到1820年代早期一直担任美国驻广州的领事。(注:1809年10月,威尔克斯在潘长耀控告吉尔平(Joshua and Thomas Gilpin)案中的誓言,宾夕法尼亚地区美国巡回法庭档案,藏宾夕法尼亚州联邦档案中心。(以下简称为“巡回法庭档案”,"Recprds,of the Circui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Pennsylv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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