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142（2004）04-0001-08 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抑商成为经济史学界关心的热点问题，学者们围绕各朝代政府是否推行了抑商政策展开讨论。清代政府实行的是什么政策？对此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清政府推行抑商政策；另一种则认为清政府没有推行抑商政策。两种看法都可以列举出许多史料进行证明，致使对清代抑商问题的争论相持不下，很难得出一致结论。然而，在这些争论中，对于抑商到底指的是什么，几乎没有不同意见。 学者们通常认为，“抑商”主要表现为“一加重赋税；二专卖制度；三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1]。有人具体指出抑商政策的内容是：“第一，抑制商人，但重视商业。以官商代替（部分地代替）私商，而非一般地阻碍商业的正常发展，更非不要商业。第二，为统一国家、举办公益事业或抵御外侮等必要的支出而筹措经费，从私人手中收回工商山泽之利，而非主要是奢侈浪费、搜括民财，搞单纯的聚敛。第三，从抑制兼并势力、减轻农民负担、均平贫富、缓和矛盾的角度出发，打击富商大贾，限制商业的畸形发展，损有余，补不足，而非简单的掠夺商人，尤其是中小商人。第四，从稳定农业劳动力，保护经济基础，增加粮食生产的目的考虑，遏阻农民弃农经商，限制工商人口过分膨胀，而非简单的压迫、榨取中小商贾，剥夺其正当的经营机会和生存权利。”[2]具体到清代，有人认为：“清政府的抑商政策主要表现为对商业的进一步垄断与控制。在国内商业领域，清代的抑商政策主要表现在专卖制度、榷关制度、牙行制度和行会制度等方面，利用这些制度对从事国内贸易的商业资本进行有效的垄断与控制，从而达到既能使商业资本为封建政治、经济服务，又能对商业资本瓦解封建经济的作用进行限制的目的。”[3]（pp.420～421）“抑商并不是简单地抑止商业的发展，而是封建国家利用政治权力干预商业经济的发展，把商业经济的发展控制在封建经济、政治体制所能容许的限度之内。既需要商业经济保持一定程度的繁荣，以便为封建体制服务，又需要防止商业经济的过度发展而危害封建体制，这就是清政府推行抑商政策的实质。只有这样理解，才能认识到恤商与抑商之间的内在联系。”[3]（P.423）简而言之，包括笔者在内，绝大多数学者都是用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抑商”所指内容的。但是这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就是当时的学者和决策者是如何认识抑末、抑商的。所以，有必要对此进行重新探讨。 明清时期，人们对“抑商”的看法是什么？永乐帝曰：“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4]（卷81《食货五·市舶》）吕坤曰：“夫百工之事，百货之通，以有易无，本为民便，故古者讥而不征。今税课设官，一则收余利，以充国家之用；一则征商贾，以抑逐末之人。”[5]（卷2《税课司》）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商税不能取消，否则会导致“抑本崇末”[6]（p.513）。俞正燮《癸巳类稿》则认为，征商非抑末，“商贾民之正业”从未被轻视；他既反对不征商税，又反对将征商视为“重征以抑末”[6]（p.551）。顺治年间有官员指出：“设关榷税，上以裕国课，下以通商民，诚非细务，故特遣部臣，专敕往督之。盖取商贾之纤微，以资军国之需，重本抑末之意，亦行乎其间。”[7]（p.30）康熙年间的官员仍然认为：“窃惟国家取民，原有定制，故田赋而外，设有关税。固所以取商贾以资正供，亦所以抑逐末而稽奸究，断未有市民交易原非兴贩，而亦税及纤毫者也。”[8]（康熙十一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赞元奏折）“关之有征，以抑末崇本，示重农也。”[9]（卷18《原序·康熙十二年苏州府知府宁云鹏撰序文》）“诸税之设，所以重本而抑末也。”[10]（卷24《税课》）乾隆帝则明确指出：“国家设关榷税，定其则例，详其考核。凡以崇本抑末，载诸会典，著为常经，由来已久。”[11]（卷237《户部·关税》）因此可以认为，征商即抑末、抑商，这是当时的决策者、执行者及学者们的共同认识，政府也以此为基本国策。反过来看，除了征商是抑末、抑商的内容之外，当时的人并没有提出别的抑末方式，所以征商也应该是抑末的唯一内容。可见，明清时期的人们把抑末、抑商看成是对商人收税，而这就是“抑末、”“抑商”的惟一所指，并不包含其他内容。 之所以推行这种国策，与当时国家的经济结构有重要关系。雍正帝指出：“观四民之业，土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12]（卷57雍正五年五月己未）所谓“四民之业”，是把士、农、工、商作为四种职业，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看，也可以理解为产业，即在农、工（主要指手工业）、商各产业中，农业是根本，手工业、商业是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所以称为“末业”。“民以食为天”，所以清代前期历届政府都不敢轻视农业，但在决策时也并未把农业与手工业和商业对立起来，而是以农业为本业，其次是手工业、商业。由于从事手工业、商业所获报酬比从事农业来的既快且多，因此促使更多的农民转而经商。历届决策者都担心弃农经商的人多了，会影响农业发展。雍正在同一上谕中称：“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亩，必群趋而为工，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致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舍轻利而趋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12]（卷57雍正五年五月己未）乾隆帝说：“至于商贾，阜通财贿，亦未尝无益于人。而古昔圣王，尚虑逐末者多，令不得衣丝乘车，推择为吏，以重抑之。”[18]（卷6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庚子）“朕欲天下之民，使皆尽力南田……将使逐末者渐少，奢靡者知戒，蓄积者知劝。”[13]（卷1《食货1》）可见清代前期的决策者认为，向商人征税可以抑制经商人口增加。但从当时实际情况看，经商人口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有所增多，在整个地主制经济的运转中，农业、手工业、商业比例适中，协调发展，从未发生只发展农业，不发展手工业、商业，致使比例失调的情况。因此，抑末政策并未起到抑制商业人口的作用，商业仍在不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