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22x（2004）03-0054-08 江淮地区是指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大别山以东、黄海以西的广大地区，也就是史书上常称的“江淮之间”或“江淮间”。在黄河夺淮之后直至咸丰五年（1855）黄河北徙，历史上所称的“四渎”有三渎（长江、淮河、黄河）在江淮地区交汇，造成了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重大变迁：“古之水道受江，今则受淮；古之地势南高北下，今则相反，而下河之水向北流；古之淮底最低，今则垫高；古之淮独流，既而合黄，今则黄水绝而与沂泗为缘；古之淮出角城云梯关入海，今则南下三河，余波循张福河入里运；古之为高堰所以捍淮，今则蓄淮；古之破釜塘、白水塘潴蓄陂水，今则变为洪泽；古之洪泽为镇为驿为浦，今之为湖；古之高宝各湖奚止数十，今则连为一片；……古之漕因湖为运，今则有运河；古之运道屈曲无堤，今则径直而两堤纵亘；……古之上河在南，下河在北，今则以运西为上河，运东为下河，东西之高低悬绝，……古之射阳湖仅宽三十丈，今则盛水浸淫为巨浸，而别有射阳河；古之射阳河流向，一支向西，通淮安末口，今则西流之河已绝，河皆东流……”。（注：武同举著：《江苏淮南水道变迁史》，转引自徐近之《淮北平原与淮河中游的地文》，《地理学报》1953年19卷第2期，第225页。）诚然，造成今天江淮地区这种独特地理景观的主要因素是黄河夺淮，但实际上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按照环境科学的观点，人类社会在改造利用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对于环境施加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人类可以改变大范围的地貌、水系、土壤、植被和气候，也可以改变某些外营力作用的过程，甚至于干扰某些物质能量循环过程。因而，人类活动的影响（human impact）也必然成为环境变迁的重要研究内容。就江淮地区而言，明清政府为保南粮北运大动脉的畅通所采取的重视江淮运河建设的一系列举措以及江淮人们的农业垦殖活动都给这一地区的环境变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本文撇开自然和人类的政治因素不说，（注：关于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此前学者从自然因素和政治因素的角度作了较多的研究，而对农业垦殖这一经济开发因素和生态环境变迁之关系却少有涉及。关于自然因素和政治因素作用于江淮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过程，其研究成果主要有：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武同举《江北运河变迁史及其现状》（《江苏建设月刊》1935年第2卷第2期）；王钧《淮河下游水系变迁及黄淮运关系变迁的初步研究》、张义丰《淮河流域两大湖群的兴衰与黄河夺淮的关系》（二文皆见张义丰等主编的《淮河地理研究》，测绘出版社1993年版）；张帆《江淮丘陵森林的盛衰及中兴》（《江淮论坛》1981年第6期）。）重点探讨明清时期农业垦殖活动所施之于江淮生态环境的影响。 一、人地矛盾的凸现是诱发农业垦殖高潮的动因 江淮地区在宋金交战和元末兵燹之后，长时期都处在地广人稀、地不尽垦的局面。在明初时，为培植京畿之实力，涵养龙兴之地，不得不从江南迁移富户闲民以处之。如定远“以县遭兵乱，民户消减，乃迁江南常、松、苏、杭、严、绍、金华、处八府民居之，名曰‘填实’。故县三十三里，十九里为土民，十四里为迁民”。移民填实的政策效果并不好，他们来到陌生地方后“性习安惰，罔知稼穑。水无潴蓄，灌溉不继，一遇旱干，辄负担弃土而逃”。（注：嘉靖《定远县志》卷1，《风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196），第626页。）故人稀地广、土地荒芜不治的状况没有多大改观。到嘉靖、万历年间，张瀚经过一番实地调查，还认为“若夫内地之民，不特汉、沔多旷土”，江淮也是“土惰人稀，一夫耕近百亩”。在他出任庐州知府期间，“尝往来淮、凤，一望皆红蓼白茅，大抵多不耕之地。间有耕者，又苦天泽不时，非旱即涝。盖雨多则横潦弥漫，无处归束；无雨则任其焦萎，救济无资。饥馑频仍，窘迫流徙，地广人稀，坐此故也”。（注：（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三农纪》，第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5月版。）至明末清初，由于战乱的接踵而至，地广人稀、卤莽而报的情况比以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清中叶以前，江淮地区的人地矛盾并不十分尖锐，此时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主导因素不是人类的农业经济开发活动，而是黄河夺淮的自然因素和官府大保运道无阻、修建南京宫殿、凤阳中都城、凤阳皇陵、泗州祖陵以及明末战争等政治因素。黄河夺淮扰乱了江淮水系，淤塞了一些河道湖泊，破坏了许多水利工程，使得江淮天然的自我调蓄能力大大下降。大兴土木，则需要耗费为数众多的木材，使本来就不甚富裕的江淮山地丘陵地带森林遭到前所未有的滥伐。据史料记载，明初朱元璋先在其故乡凤阳建都，洪武二至八年动工六年后，又改建于金陵。《明史·食货志》载：“明初工役之繁……自营造两京宗庙、宫室、王邸，民工以百万之众，终岁在宫殿供役”。《明会典》称：“初供应柴炭，悉于沿江庐州（合肥）”。这就充分说明，营造中都和南京宫殿时曾对沿江及大别山区的材木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明末时，张献忠攻占凤阳时，一把火使成千上万颗松柏化为灰烬。这些自然因素和社会政治因素的共同作用，使江淮的自然环境开始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 时至康熙、乾隆年间，随着社会的相对安定、政府的休养生息之养民政策逐渐落到实处，人口开始迅速增长。关于江淮人口在康熙以后和全国其它地区几乎同步迅猛增长的过程，各府州县的方志多有记载，如光绪靖江县“近则生齿繁，而物力耗矣”；（注：光绪《靖江县志》卷5，《风俗》，中国方志丛书（464），第105页。）泰兴在清初极盛之时，“户口不及十万”，至光绪时“则休息蕃息，增于旧者几五之四”；（注：光绪《泰兴县志》卷首，陈钦铭《泰兴具志序》。）海门厅辖51沙，东西相距140里，南北距36里，地势右缩左盈，但人口滋繁很快，“银不加征，而丁口什百于前”，“丁繁则地利易尽”。（注：光绪《海门厅图志》卷11，《赋役志》。）此类材料江淮各地志载很多，毋需赘引。兹再以一条比较典型材料——江淮中西部巢县的人口变迁为例，作进一步的说明。道光《巢县志》的作者论道：“巢为江淮鱼米之乡，民生其间，易致蕃衍”，明崇祯四年时巢县的户数为3512，人丁数为24192，“不数年而有乙亥之乱，继以壬午城陷，流贼屠戮，靡有孑遗”。但到了顺治二年，收江北诸郡县，“设官莅土，招徕残黎”，顺治五年（1648）就基本恢复了明末的人口水平，产数为1861，人口数为27381，“盖休养生息不三四年，而已复其旧矣”。“逮后元气日厚，户口益增”，顺治十四年、康熙十年、雍正四年九年、乾隆六年叠奉清查，巢县人丁增至152103，“视前明三百年之滋养，盖数倍焉”。迄嘉庆六年（1801），以实有者计之，已达465808口。到道光八年（1828）修巢县志时又过去了二十余年，“滋生之数当必日增日多。”（注：道光《巢县志》卷6，《食货·户口》，《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6），第276页。）巢县如此，江淮其它各地人口增长情况便可管中窥豹，“一邑如此，天下可知”，（注：道光《巢县志》卷6，《食货·户口》，《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6），第276页。）一语道破了天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