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来金衢地区的交通与商业发展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一胜,博士,浙江大学历史系 310028

原文出处:
史林

内容提要:

金衢地区由于地处东南内陆丘陵地带,交通不便,尤其是水上交通不发达,严重制约了商品流通的效率和商业资本的成长。但由于本地区处于陆地交通的枢纽,因此以肩挑背扛为特征的行担贸易非常发达,尤其是金衢地区的东部,随着行担贸易的发展,最终为1980年以来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基础。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4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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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K295.5;F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04)04-0053-09

      本文所指的金衢地区,包括金衢盆地及其周边的小盆地和山地,现为金华、衢州两市及它们所辖的13个县市,土地面积19754平方公里,其中丘陵山地面积占三分之二以上。它位于浙江省中西部,与安徽、江西和福建三省接壤,省内与杭州市、绍兴市、台州市、丽水市相接。该地区自宋代至民国时期经济并不发达,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主要有傅衣凌关于明代龙游商人的研究,李国祁、朱鸿关于清代金华府市镇的研究,祝碧衡关于徽商在衢州、严州活动的研究。(注:傅衣凌:《明代浙江龙游商人零拾》,载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9—186页;李国祁、朱鸿:《清代金华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7期(1979年)第113—187页;祝碧衡:《论明清徽商在浙江衢、严二府的活动》,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本文试图从交通与商业发展的角度,考察近千年来金衢地区经济发展的历程,探讨制约本地区商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并寻求该地区现代化转型的独特历史根源。

      一 交通与商品流通

      金衢地区四周被山岭包围,但在其西面翻过玉山岭就可以和江西、两湖及两广相通,在南面翻过仙霞岭就可以和福建相通,因此它是南方内陆地区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从隋唐大运河开通以后,沿钱塘江一线的衙州地区成了南北交通的一个中转站。唐代的李翱在元和四年(809)正月曾经从长安出发,经过洛阳、汴梁、杭州、衢州等地到达广州。(注:李翱:《李文公集》卷18《来南录》。)在这条洛阳至广州的水陆通道中,金衢地区是很重要的一段。

      在北宋,钱塘江是南方的主要水上通道,“衢、睦、处、婺、宣、歙、饶、信及福建路八州往来者”都通过钱塘江而汇于杭州(注:苏轼:《苏轼文集》卷32《乞相度开石门河状》,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其中江西的饶、信和福建路八州必经衢州沿钱塘江至杭州。南宋定都临安,钱塘江水道更是连接行都和广大腹地的纽带。当时的衙州与福建、江西及更远的两湖、两广地区相通。程俱(1078-1144)说:“衢之为郡,郊邑疆理错处众山间,大溪贯其中,东会浙江入于海。其源实出岩谷畎涧,至郡城始大。郡西三邑之人,输赋租,走期会,适市井,与行旅之出入荆闽者,皆绝溪往来。”(注:程俱,《北山小集》卷18《衙州溪桥记》。)《方舆胜览》引毛开《伫舟亭记》云:“衙为甫走闽,西适楚,距浙江五百里,而近当东南孔道。”其中从衢州到福建原来要绕道江西信州,后来黄巢于乾苻五年(878)辟山开路700里,由衢州经江山,越过仙霞岭直接入福建的浦城。南宋史浩(1106—1194)又募人修砌仙霞岭道路,使之加宽平整。(注:徐望法:《浙江古代道路交通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6—67页。)

      尽管金衢地区处于南方交通的枢纽,但就交通的便利程度而言并不十分理想。金衢地区与外界交流大都需翻越山岭,水运主要依靠钱塘江。而且金衢地区处钱塘江上游,从下游到上游一路上要经过许多险滩,因此货物的运费价格昂贵。北宋苏轼(1037—1101)说:“衢、婺、睦、歙等州,及杭之富阳、新城二邑,公私所食盐,取足于杭、秀诸场,以浮山之崄覆溺留碍之故,官给脚钱甚厚,其所亡失,与依托风水以侵盗者,不可胜数。”(注:苏轼:《苏轼文集》卷32《乞相度开石门河状》。)钱塘江上游又多山区,不通水运,运费相应又要增加。如崇宁二年(1103)尚书省言;“浙东西山僻州郡,商贾运盐,比之水运,剩费脚耗,依立定省则外,乞更少增之。衢七斤,婺、睦、处各五斤,山僻县每百斤增三斤。”(注:《宋会要辑稿》食货24之37。)食盐的运输如此,其他货物的流通也大略如此。

      不过在宋代浙江水运中,除了海上运输,钱塘江沿线是货运的一个主干道,然而如上所说,钱塘江水运的缺点是从下游上来比较困难,“其浙江船只,虽海舰多有往来,则严、婺、徽、衢等船,多尝通津买卖往来,谓之‘长船等只’。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橘、干湿果子等物,多产于此数州耳。……但往来严、婺、衙、徽州船,下则易,上则难,盖滩高水逆故也”。(注:吴自牧:《梦粱录》卷12《江海船舰》。)因此虽然金衢地区处于全国交通的主要干道,但由于交通条件的不便,货物流通自然受到影响。

      况且宋代全国市场还正在形成之中,商品流通主要集中于地方市场,长距离的大宗货物的流通主要是由于政治需要,如赈灾和军事的需要而产生。(注:包伟民:《宋代的粮食贸易》,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第53—75页。)就金衢地区而言也是如此,如粮食的流通一般只局限于两浙地区。在宋代浙西是产粮区,钱塘江上游地区产粮不多,时有欠缺。北宋的苏轼说:“唯苏、湖、常,秀等州出米浩瀚,常饱数路,漕输京师。自杭、睦以东衙、婺等州,谓之上乡,所产微薄,不了本土所食。里谚云:‘上乡熟,不抵下乡一锅粥。’盖全仰苏、秀等州商旅贩运以足官私之用。”(注:苏轼:《苏轼文集》卷37《论浙西闭籴状》。)不过金衢地区如果不是荒年,粮食还有赢余,可以调剂到邻近常年缺粮的严州,“严不产米,其来已久,每视上游之商舟至否,为之丰歉”。(注:王柏:《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8《答严陵史君书》。)因此严州“官兵月廪,率取米于邻郡以给。而百姓日籴,则取给于衢、婺、苏、秀之客舟”。(注:《景定严州续志》,方逢辰《序》。)甚至金衢地区的粮食还用来接济太湖流域地区的灾荒,“而苏、常大歉,小人趋利,争运衢、婺,谷粟顺流而下,日夜不止”。(注:姜特立:《梅山续稿》卷6《和司马倅喜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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