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4）04-0046-07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有越来越走向细密化的趋势。它作为学术深入与学科成熟的体现，是合理的，应该为之高兴。但我以为其中也不无隐忧。比较明显的一点，便是在对“史学宏大叙事”疏离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某种对理论淡漠的心理，并有可能导致对整体历史理解热情的消退。我对前此魏德曼发出的警戒颇有同感，史学“意义”的淡出，很可能同时也意味着史学社会责任感的冷却，以及史学的淡出“社会”。正是从这样的背景出发，我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工作者应该感谢彭慕兰的《大分流》，包括前此翻译出版的弗兰克《白银资本》。因为两书都强烈刺激着中国史学工作者，重燃起了关注理论争论与整体历史评价的热情。 平允而论，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宏观与微观的失衡表现得相对不算典型。但，它面对的却是另一种挑战：当“宏大叙事”已经扩展到了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乃至全球范围比较研究之时，我们在衡定和检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时，需要继续做出哪些改善和努力，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研究品位？ 假若《大分流》对我们有震聋发聩的作用，决不止只是对17—18世纪英格兰与中国江南经济的历史比较给出新的视角，或对明清江南经济给予了高得有些意外的好评。正如一些国内学者多次向读者申论的那样，在这种解释的背后，有一种理念的革新，即是对既有研究“理论范式”——欧洲中心主义的“颠覆”（我个人认为用“震撼”一词或许更好些）。 这种外来的震撼，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意味着什么？如果回溯一下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发生、发展的历程，就比较容易体会，冲击并非仅仅限于若干个具体评估数据或发展水平高低的分歧上，而是直接指向了研究的基本思路，乃至研究的理论支撑。 “全球化”的视野，在中国始于何时？目前仍在争论。但无疑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创建，大约不会早于上一世纪的30年代。敦促它诞生的社会动因，就是在当时的“全球化”大背景下，为寻求“中国向何处去”而展开的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发展历程的比较。在经济史尚处于襁褓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关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评估，论战各方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无一例外，都是从比照欧洲历史的角度去立论的。争论各方都接受了由欧洲输入的社会理论，包括社会变革的方向，也离不开激进与保守对峙的欧洲历史背影。率直地说，我们经济史研究的主流，一开始就是用政治经济学而非单纯的经济学眼光去考察、评估经济事实的，它们是“社会经济史”，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史”。 《大分流》的研究风格，很不同于我们“政治经济学”色彩浓厚的“社会经济史”，呈现出的是经济史的“经济学化”，数据的处理更是占了相当篇幅，虽没有明言，但主张去“社会科学化”的隐喻，也是感觉得到的。《大分流》通过纵横捭阖的正反论证，强调问题并不在于欧洲有什么制度或政治、文化上的先天优势，因为经济的发展总究是要依赖于地理环境、资源（特别是能源）、人口、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结合，而经济发展根本性的突破，更是仰赖于旧的组合能否有新的要素参与，以及新的组合能否摆脱旧有的危机陷阱（如人口、资源的发展瓶颈，或曰：“斯密动力”）。在这里，突破的机率很小，也很偶然。英格兰19世纪之所以能率先实现经济的历史大转折，煤资源的地理有利固然是一个因素，但在作者看来，美洲的发现，美洲、非洲资源的补偿性替代，才是帮助西欧跳出“斯密动力”峡谷的关键之关键。因此，西欧的领先一步，与其说是必然的，毋宁说是借助“全球化”的机遇而侥幸取胜。 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偏差的话，《大分流》要实践的是这样一种研究路向：经济史的分析，必须摆脱旧社会理论的规范，给经济分析以独立的位置，循着经济自身的发展脉络，尊重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过去我们熟悉的理念是：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并决定了这种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限度。社会经济每次重大突破，必须依赖于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欧洲经济的领先开始于资产阶级革命，并由欧洲历史内在的“制度优越”先天性地决定了的。对这种史学范式的质疑，彭慕兰采用的是“证伪”的进路，为此他征引了许多与欧洲中心主义“定律”相悖的欧洲经济新史实、新解析，逐个否定了“必然”的根据，而将历史交给“偶然”去解开谜团，令我这样一个依赖于欧洲史旧教材理解欧洲的外行大开了眼界。 那么，在中国史方面，是不是也存在这种“证伪”的实例呢？《大分流》的论辩，主要集中在对17—18世纪英格兰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高出明清江南的“证伪”方面。其实，在中国史方面，许多与旧的社会理论不相协调的实例很多，只是没有像《大分流》那样，强烈地把这些实例与社会理论的质疑联系起来。这里，我稍作补充，说明这方面的思考还有待深入开发： 每次读司马迁的《货殖列传》，我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精神震撼。战国至秦汉间活跃的长途贸易，私人盐铁工业的雇佣规模，金融货币借贷的早慧，都是我们用东方“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的概念所无法容纳的。更为惊异的是，像范蠡、白圭通过贸易操作，针对市场价格的季节波动和地区差价，以及旱涝丰歉周期，顿悟出了精明且高明的赢利秘诀，简直可以看作是对市场价值规律的成功实践。近20年来的阅读，使我多有感触，历史上许多实例无一不在说明，亚当·斯密说的“利益最大化”倾向，马克斯·韦伯说的经济人“理性”，在中国古人身上并不缺乏。太史公对经济的认识，诸如“人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攘攘，皆为利往”，“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特别是“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假若隐去其名，用现代语体表达，简直可以冒充“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大叫其绝？！由此可知，对市场需求的感受，对价格波动的认识，对赢利的机智追求，欧洲人并不是先天性地就一定独占“花魁”，别人不能领先染指的（明清的商人书籍可以继续证明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