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562（2004）02-0046-04 一 1922年秋章士钊从欧洲考察回国后，提出了以农立国论（以下简称“农国论”），反对中国以西方文化为方向、走工业文明的老路建设国家（“工国”），主张中国以自己的传统文化为方向、走农业文明的路子建设国家，由此提出要将中国建立成为“农国”。何谓“农国”？章士钊在多篇不同的文章中有过多次定义，意思都差不多。在定义的时候，章士钊处处拿“工国”与之对照和比较： 然则农国者何也？曰：农国对于当今之工国言之。凡国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谋所配置之，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远，而不攫国外之利益以资挹注者，谓之农国。反是而其人民生计，不以己国之利源为范围，所有作业专向世界商场权子母之利，不以取备国民服用为原则，因之资产集中，贫富悬殊，国内有劳资两极，相对如寇隹谁者，谓之工国。建国之本原既异，所有政治道德法律习惯，皆缘是而两歧。 从“农国”的定义来看，它既是一种文化模式，也是一种经济模式。作为经济模式，“农国”的基本特征有三：第一，自给自足。要求物质生产能够保障本土基本生活的用度就应该满足，切不可像西方工业国那样为谋取利润和满足奢侈生活而无节制地生产和争夺，甚至侵夺殖民地作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他说：“夫以农立国者，皆主消极，但求自给。至于以工业立国者，则事事皆积极进行，故恒至生产过剩，竞争市场，推广殖民地，因此血战，前后相继。”[1]农村自治是做到自给自足的制度保证，其实施的具体办法是：“找一块小地方，越小越好，将这地方的出产通通计算起来，一年能够有多少产物，价值多少，以价值作标准，发行一种村券。……这种村券不以金钱为本位，是以物产为本位的，一村的出产由公共保管，设一公共买卖社，除掉要应用的以外，由公家以纸币收买，以所余的，运到各处去发卖，村里没有的，到各处买置回来，这村内的人民，各按各人所能工作的，分工去做，在应受教育年龄期间内的，要强迫去受教育，在村内的，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再计算一年的工作量，能作多少，要设法子使他年年推广，人民的生活程度就要提高。”[2]村是农村自治的基本单位。章士钊说：“改良农村方法，兄弟（章自称——引者）所理想的地方非常小，顶好以村为单位。”[3]。在这自治村里面，也允许有工业存在，不过这种工业是在农国精神之下的工业，是“以供给日用不可少之需要”，其“功用不出本土”[4]的“小工厂”。[5]各村自治成功后，由村联成县，由县联成省，由省联成国，由此推广到全国。“中国宜保存农业立国之制，以后提倡农村，使一村自给自治。一村如此，一县一省莫不如此，乃农村制推行各省，国乃可治也。”[6]第二，封闭或半封闭式。他说：“我常想中国人如果能够像往日一样，关着门过那除盗安良的日子，实在极好。不过现在为时势所迫，不得不随世界潮流前进，但我们终不可忘却本来面目。”[7]第三，平均主义，即人人过着大致均平的生活，差别很少。他说：“凡国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谋所配置之，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远，而不攫国外之利益以资挹注者，谓之农国。”[8]这种自给自足、平均主义、闭关自守的经济模式基本符合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模式。[9] 二 中国为什么要以农立国，建立“农国”，而不能以工立国，建立“工国”？章士钊认为，资本主义惟利是图的工业化的生产方式，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阶级对立和农业萎缩等社会弊病。“自十八世纪以还，欧洲机械渐兴，工业日茂，厂肆并立，农化为工，小资本之生业逐见衰减，人人轻去乡里，觅食通都，都市生活为之盛涨，一方田亩荒芜，食料不给，而一方互市海外，生涯畅遂，大地未甚开发之农国，生货填委，可以少许产品诳取多许，自非食粮，资以活给，稍加造作，旋又往售，生熟出入，利每十倍。因乃本土殷繁，冠冕一世，增造富族，豪侈无伦，如是者百余年，迁流之极，弊不胜言。……其在国内，贫富两阶，相去太殊。”[10]这种恶性的经济竞争和贸易争夺，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大战。“欧洲各国家，以工业为立国中心，故有不合理之竞争。且因有多数大规模之工厂，其出品过剩，乃不得不谋销于国外，致生国际间之竞争。欧洲大战，原因虽夥，而其根本不外乎英德两国之工业竞争。”[11]章士钊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工厂太多生产过剩”，并断言，如果这种生产方式不想出较好的办法加以改变的话，那么三四十年后，又会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12]他认为，中国要设法避免资本主义这些弊病，只有建立“农国”，这个“农国”就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惟利是图的工业化、社会化、商品化生产完全相反的经济模式——小农经济。“吾农国也，其为国主旨，在乎尽地力以自给，商不鬻难得之货，工不为奇技之巧，一切以质直勤约为尚。治国则言节用，治躬则言节欲，凡义不离乎有节者，近是。”[13]他认为，只有采取这种“农国”的生产方式，中国才能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有效地改造社会。 章士钊的农国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的许多问题，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弊端丛生，诸如贫富分化、阶级对立、战争、奢侈腐化、惟利是图等等这些问题，农国论都看到了，而且还进行了颇有见地的剖析和不乏深刻的批判，这在多数中国人对资本主义还没有正确的认识甚至还存有很大幻想的当时，农国论这些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无疑具有拨开迷雾、澄清思想的作用。特别是对当时那些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来说，无异于一声喝断，有一定的警醒作用。所以章士钊的农国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理论上有一定的价值。 但是，农国论由于理论上的缺陷，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某些现象，却没有抓住资本主义的本质；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一些次要矛盾，却没有抓住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而，农国论虽然诊断了资本主义的某些病症，但开出的医治处方——“农国”是错误的，它治不了资本主义，更不能成为改造中国的方案。因为，这个“农国”实质上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低劣的技术、落后的生产力，决定了小农经济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样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关系私有制的对抗，当然也没有资本主义社会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似乎具有资本主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章士钊的农国论就认为，“农国”比起“工国”，虽然技术落后，生活简单，但人们无施无求，无怨无悔，生活悠然自得。而且世风淳朴，民德敦厚，人际关系和谐亲密，“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一副田园牧歌式的图景。哪像“工国”那样，人人互相算计，尔虞我诈，道德堕落，精神颓废。因此，“农国”显然优于“工国”。农国论这样来看待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显然失之偏颇。比起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私有制的对立来，小农经济以落后的生产力与私有化的生产关系似乎实现了统一，但是小农经济这种“统一”，是比资本主义低一个层次的统一，是简单的统一，不可能扭转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关系私有化的对立，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以，小农经济不可能医治好资本主义的弊病，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更无法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它虽然没有资本主义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但自身的矛盾和问题比资本主义更多、更严重。最突出的就是，小农经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简单的统一，造成这种生产方式严重的惰性、高度的封闭性和稳定性，阻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原因就在此。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原因也在此。所以，章士钊的农国论，试图以“农国”来抵制资本主义，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和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主张以这种生产方式来改造中国，更无异于拉历史的倒车，使中国走回头路，只能使中国永远停滞不前，更加落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