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贷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负面影响十分明显（注：本文把年利息高于20％或者未达此数而债主用其他手段非法获利的借贷界定为高利贷（参见王志莘、吴敬敷《农业金融经营论》，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55～257页）。），但是作为一个广泛的社会经济现象，高利贷必然有其存在的条件和理由，也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高利贷对农村经济的作用基本上表现在消极方面，但消极作用不能涵盖其全部内容，所以，在评价高利贷对农村经济的作用时，不应只谈其单一的负面影响，更不应仅仅用道德批判来代替对其评价，而是应该把它放在农民生活和生产的具体场景中，放在整个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尤其是放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进行考察。本文在总结前贤成果的基础上，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抗战前）苏、浙、皖三省农村为中心，从高利贷维持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运转；维持农民生存和小农经济再生产过程；农民借高利贷经营副业，充分利用劳动力，从而获得比较利益；高利贷存在的根源，以及它对农村社会经济破坏的程度和性质等方面，阐述高利贷某些正面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 1915年通县农工银行的设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农业金融的发端。其后，农工银行相继在全国各地成立，在本文讨论的地域范围内，1927年以前主要有绍兴农工银行、嵊县农工银行和吴江震泽江丰农工银行。（注：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二十六年，上），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二十四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影印，第15～16页。）1921～1927年全国共有农工银行十余家，不仅数量少、资本弱，而且大多与农业无涉，徒拥农工银行虚名。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设立银行的高潮中，农工银行也相继开设。据统计，到1936年，全国共有农工银行39家，1927年以前成立了7家，1928～1933年和1933年以后各16家。1934～1936年农工银行资本最大者在500万元以上，最小者仅约为1万元。以苏、浙、皖三省而论，江苏有3家农工银行：江苏省农民银行、丰县农工银行和吴县田业银行，总资本约为420万元。（注：以上数字据《全国银行年鉴》（二十六年，上）第12～44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浙江省政府1929年拨款50万元作为中国农工银行股份，让其在杭州设立分行，后又拨款38万元作为该行农民放款基金。1929～1932年嘉兴、海宁、余姚、绍兴、衢县、崇德、嘉善7县设立了农民银行，1931～1934年平湖、海盐、金华等23个县成立了农民借贷所，遂昌等5个县限期成立农民借贷所，（注：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秘书处编印：《一年来复兴农村政策之实施状况》，1934年8月20日。）到1936年浙江共有15家农民银行（含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资本总额138万元。安徽到1936年仍然没有农工银行。尽管抗战前中国农工银行尤其是江浙地区农工银行有所发展，但是总体看来，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止，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刚刚起步，农户借贷渠道基本上仍然依赖典当、钱庄、合会和私人放贷等等，除此之外，小农借贷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换言之，传统的借贷渠道仍然是农村金融的绝对主体，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只有依赖它们才能够得以运转。 据1934年全国土地委员会抽样调查，全国平均，借钱农户占43.87％，户均负债112.709元，苏、浙、皖三省负债农户比例分别达50.82％、60.84％和66.05％，户均负债额分别为155.192、158.176和118.041元。（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7、39～40页。）按照土地委员会调查结果，全国4.5亿农户“负债总额在三十五万万（元）以上”（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7、39～40页。）。苏、浙、皖三省农户数分别为5056536、3164857和2682244（注：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中国农业金融概要》，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1、21、37页。），以此计算，则三省农户负债额分别为398801785元、304567729元和209124051元，合计超过9亿元。然而，农户如此巨大的负债是从何处借来的呢？据《农情报告》报道，江苏、浙江、安徽农户借贷来源，三省平均，只有10.37％来源于银行和合作社，其他全部来源于传统的借贷机构。（注：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45、309页。）即使是农户借贷只有10.37％来源于银行和合作社的比例，仍有夸大的嫌疑。例如，据笔者估算，二三十年代流入安徽农村的银行资本总数最多为1500万元，若按农户借贷8.6％来源于合作社计算，则需1840万元，所以这个比例显然有误，更何况流入农村的银行资本相当一部分是作为建设农仓之用，而非用于农户借贷。苏、浙、皖三省是二三十年代农村合作开展得较好的地区，也是商业银行和农业银行放款最多的地区，（注：参阅拙文《抗战前江苏省农民银行述论》，《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即使在这个地区，农户从银行获得的借款也不过只占借款来源的10.37％，其他地区则更遑论矣。可见农户借贷基本上依赖典当、钱庄、商店、地主、富农和商人，而这些借贷的主体部分就是高利贷。按土地委员会调查，全国平均，只有13.11％的借贷，周年利息在20％以下，不属于高利贷。如果以全国农户负债总额为35亿元计算，则约有30亿元借贷为高利贷，苏、浙、皖三省农户至少借有7.8亿元高利贷，高利贷在农村金融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假设，如果没有高利贷，农村金融将彻底崩溃，农村经济从而也将无法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