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278（2004）02-0124-08 20世纪30年代美国高关税政策的产生同世界经济危机紧密相关。在美国的高关税政策影响下，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自由贸易原则被抛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高关税、反倾销法、帝国特惠制、配额制、政府控制汇兑等，使国际贸易矛盾日益尖锐。货币及信用制度发生动摇，英、日等国为防止现金外流，先后放弃金本位，导致国际汇兑下跌，国际信用大大降低，各国纷纷建立关税壁垒。[1]（p.165） 美国根据其在远东经济利益的需要，在中国南京政府成立后，即率先与之签订新的关税条约，规定各自给对方以最惠国待遇。1930年8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史蒂芬·波特（Stephen G.Porter）发表文章，提出发展对华贸易的新理念。他强调，“门户开放不仅是政治上的正义观念，而且应代表一种发展商业的机会。美国政府与商人应继续与中国保持更密切的关系。”[2]（p.341）波特坚信，中国终会“成为美国在国外最大、最富、最便利的市场”[3]（p.63）。事实证明，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当美国对外出口贸易总额大幅度下降时，美国对华贸易出口却基本保持上升趋势。[4]（p.528） 美国高关税政策对中美贸易影响程度如何，学术界至今尚未有深入研究，本文在分析、梳理中美两国档案文献基础上，试对20世纪30年代美国关税政策与中美贸易的关系作一论述。 一、美国高关税政策的实施 美国高关税政策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独立战争后不久的第一个关税法（1789年）。当时制订该法律的目的是为了支持联邦政府偿还外债，鼓励和保护机械制造业生产。[5]（p.61）拿破仑战争后的100多年里，美国国会内要求实行高关税与低关税的双方长期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才能既保护国内工业又促进对外贸易。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每次争论的结果都是主张高关税派获胜。1913年的《安德伍德关税法》（The Underwood Tariff）曾作为威尔逊政府“新自由”计划的第一个成果，对降低关税采取了实质性的措施，被称为是“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关税政策的转折点”。[6]（p.386）但该关税法实施仅一年，一战爆发，威尔逊自由贸易主张很难在战时得到各国认同，“共和党人控制美国国会后，又立即准备恢复保护性关税”[7]（p.226）。1921年通过的《紧急关税法》（Emergency Act），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1922年《福特尼—莫肯堡关税法》是战后美国第一个普遍税则，对进出口产品均制订了很高的税率。美国从债务国转为主导世界经济的债权国后，商业金融政策并没有随之调整，继续遵循其战前的经济国家主义政策，基本表现是实行关税壁垒，保护国家市场，对付外国竞争，特别是1930年国会通过《霍莱—斯姆特法》（The Hawley-Smoot Tariff），将关税提高到历史最高水平（注：该关税法在《福特尼—莫肯堡关税法》已经提高关税38％的基础上，又将美国关税提高50％，参见Philip L.Groisser，Mastering American History，Oxford Book Company Inc.，1989，p.309.）。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首屈一指的国家，是经济危机造成的一种怪现象。美国许多经济学家不满高关税政策，指出“当时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每年都可得到大量贸易顺差，而且美国工业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制造业都更不需要保护”[7]（p.227）。 《霍莱—斯姆特法》变动了三分之一的征税项目，对890种产品增加税率，其中包括由免税改为征税的50种。法案提交参议院讨论时，美国政府收到来自24个国家的抗议信函。新税法成为各国制订保护性关税的导火索，加拿大、古巴、墨西哥、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立即开始提高进口关税。不久，英属印度、秘鲁、阿根廷、巴西、中国、立陶宛等国也宣布普遍增加关税。《霍莱—斯姆特法》许多征税项目不局限于美国对外竞争产品，像英属印度出口的坚果也被征收1000％的关税，而美国根本不生产坚果。”[8]（p.231）为了抵制美国新关税政策，1932年8月，英国宣布在英联邦国家内施行“帝国特惠制”，对其他国家实行关税歧视。法国、德国也开始组织以自己的货物为核心的封闭性区域市场。胡佛政府为《霍莱—斯姆特法》辩护，坚称这是摆脱经济危机影响，实现大规模经济复兴的重要措施。”[9]（p.827）国会通过新税法后，美国1000多名经济学家联名发表声明，要求总统不要签署这个法令。”[10]（p.88）声明表示，提高关税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对外政策的苦果，要求美国坚持1927年世界经济会议提出的原则，“在世界任何地方结束增加关税的行动”[11]。 高关税严重影响了美国国际贸易，1929年，美国出口贸易总额为53.47亿美元，到1932年下降到16.67亿美元；同期进口贸易总额则从46.63亿美元下降到13.43亿美元。[12]（p.410）虽然世界经济危机也影响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的购买力，但高关税政策无疑是美国对外贸易下降的直接原因。美国的高关税政策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强烈反响，各国纷纷效仿美国，普遍提高关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1932年世界贸易总额降至1929年的三分之一。中美贸易额也大幅度下降，美国从中国进口总额由1931年的1.92亿美元降至1932年的0.93亿美元。[4]（p.528）《霍莱—斯姆特法》挫伤了各国为消除关税壁垒、降低关税而达成国际协定的信心。从经济角度上讲，比报复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的新关税法破坏了国际支付体系，成为国际贸易大幅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