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67（2004）03-0113-06 近代中国西北地区的对外经济关系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近代西北地区的羊毛出口贸易作为研究对象，从一个侧面来考察当时西北对外经济交往的状况和程度。 羊毛是西北地区土货出口中的一项大宗商品，其出口所得是西北农牧民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以近代内蒙古地区为例，据1935年的调查，当地一个7口之家的牧民或半牧民（半农作）家庭，一年家庭收入的来源主要靠出售畜肉、畜皮毛和农作物，其中出售羊毛一项得到的收入，约占其家庭总收入的13.40％～18.64％[1]。此外，羊毛出口贸易还在增强西北与中国中东部地区经济交往，促进边疆内地与沿海口岸地区之间的商品和货币流通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本文的研究时段起自西北羊毛出口贸易初兴的19世纪80年代中期，止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1937年抗战爆发，国家对羊毛贸易实行统一购销，原有的贸易形式、贸易组织及运输路线亦大多不复存在。 一、西北羊毛产量和出口量估计 羊毛是毛纺织工业的主要原料。在近代，国外需求的中国羊毛主要是绵羊毛。据1934年中国对绵羊存栏数量的统计，当时中国的绵羊总数约为3500万头，但同一时期英国方面对中国绵羊存量的估计却约为4500万头[2]（pp.656～658）。两个数值相差较大，究竟哪个更准确呢？学者夏循元重新对这两个数字的可靠性进行核定，认为英方的估计并不准确，其中包含对中国各省不同年份绵羊数的重复估计，且含有山羊数。他认为中国的调查结果相对更准确可靠。若以夏循元认可的该时期的绵羊存量为基数，按当时通行的一头羊年均出毛量1.5斤的标准计算，则中国的年产羊毛量最多可达5250万斤。这一产量已使中国位于当时世界产毛大国行列。另据1934年国民政府农业部对西北省区（包括察哈尔、绥远、新疆、宁夏、青海、甘肃、陕西）羊毛产量的调查，约为3905万斤[2]。由此可知，尽管此时外蒙古已独立，西北少了一个极重要的羊毛产区，但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西北地区的羊毛年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74.38％，依然是中国羊毛的主要产区。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工业化水平较低，西北各地虽盛产羊毛，但在1932年以前，当地几乎没有大型毛纺织企业，羊毛就地吸收并加工利用的程度很低。至于中东部口岸城市的毛纺织厂，在1930年以前对国产羊毛的需求量也远低于实际供给量。以后随着国内对羊毛制品需求的扩大，国内厂商对进口羊毛的需求量一直增长。这就形成一种怪现象：中国是产羊毛大国，毛产量足以供应国内厂商所需，可厂家却弃之不用，转用进口羊毛，原因何在？结合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因素分析，问题在于：中国羊毛产量虽大，但没有统一的质量标准，没有稳定的供应，品质上不能与国内的生产工艺水平相适应，这使得国内厂商不得不从国外直接进口原料。 至于国内毛纺织企业对国产羊毛的需求数量，虽然没有太精确的统计数字可供参考，但有学者根据当时国内毛纺织工业的发展水平，估计中国毛纺织企业对国产羊毛的需求量，即使在30年代初中期，也不会超过国内供给量的三分之一[3]。以当时中国毛纺织工业中心天津的情况为例，对羊毛有较大需求的是天津的地毯业，1930年天津有生产地毯的厂家和作坊共303家，其中只有3家外资企业采用机械织造毛线和地毯，其余所有华资企业都还是手工操作，而且有251家中资企业的资本在500元以下，这些企业的生产规模和效率可想而知[4]。然而，那些不能被国内毛纺织工业吸收利用的国产羊毛，国外的毛纺织企业却能将之改良后使用，所以中国各地出产的羊毛多通过出口来解决销路。 不同时期西北羊毛的出口对象有所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羊毛出口市场有两个：一是从蒙古和新疆直接出口俄国，不过出口量并不大；二是经天津转运出口，销往欧美各国，当时由这条路线出口的羊毛占整个西北羊毛出口的绝大部分。“一战”结束后，蒙、新地区对苏俄的羊毛贸易发生转变。苏俄继承了前沙皇政府对外蒙的外交政策，并逐渐取得在外蒙的贸易垄断地位，自然也就独享了外蒙供应的羊毛。这之后，苏联西土铁路在1930年建成，这条出口铁路大大拓展了苏联在亚洲领土内的货运能力，再加上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工业化成就，使其大大拓展了对新疆的贸易往来。到1932年，新疆已成为苏联在远东的第三大贸易地区，位列蒙古国和波斯之后[5]。新疆的羊毛贸易也自然转向苏联。其实早在1902年，就有外国人对俄国觊觎我国蒙、新地区羊毛贸易表示担心[6]。 天津是近代中国羊毛出口量最大且出口比较稳定的口岸，而经天津出口的羊毛主要来自西北。据海关1900—1935年的统计，天津的羊毛年均出口量、值曾分别占到全国年均总出口量、值的70％～80％左右[3]（p.99）。天津之所以能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羊毛出口口岸，一方面是因为它在地理和交通上最靠近西北，另一方面，天津的洋行和华商在西北拥有的传统商业势力和影响也不容忽视。1924年天津的《公闻报》（China Advertiser）报道，由天津出口的羊毛，产自甘肃、宁夏、青海的占50％，陕西的占15％，蒙古地区的占25％，直隶和山东的占10％，也就是说，天津出口的羊毛90％是来自西北[7]。由于天津海关并未将其每年出口羊毛作地区性分类，所以笔者依据上面的调查结果，再结合天津海关贸易报告中有关羊毛出口数量的记载，将每年由天津出口的羊毛总量按90％的比例折算后，即近似地估计出西北羊毛的出口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