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8；F12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3-0145-10 在明王朝统治中国的二百七十六年间，白银经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明初，白银并不是合法货币，明朝禁用金银交易；据《明会典》所载，明朝典章制度中只有“钞法”、“钱法”，根本没有“银法”。但是，到了明后期，白银通行于全社会，占据了货币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一个客观的事实。迄今为止，对于白银所发生的这一巨大变化，中外学术界均以《明史》中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为根据，以为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结果。然而，《明史》的高度概括是有问题的。笔者通过对明初至成化年间徽州地区土地买卖交易中427件契约使用通货情况的分析，发现了明代白银不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明代白银的货币化是自民间开始，到成（化）、弘（治）以后才为官方认可、自上而下地展开[1]。其中，最重要的展开方式是赋役折银。以成化、弘治为界，白银从官方非法货币向事实上的合法货币过渡，白银货币化在整个社会全面铺开。随着白银货币化步伐的加快，白银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得市场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的形成、市镇的兴起，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据。它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制度的变迁，同时也引发了社会整体的变迁。到了嘉靖年间，这一货币化过程基本完成，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白银需求，从而推动了中国走向世界。 一、白银货币化与中国走向世界 一般来说，交换的基本推动力是供求关系，供求关系是交换的产物。以交换为媒介，一边是消费，一边是生产。法国学者布罗代尔说：“贵金属将显示出经济生活逐级上升的趋势。”[2]（P192）虽然明代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但由于赋役折银，使白银在货币领域极大地扩展，逐渐成为了流通领域中的主币。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明孝宗即位后，丘浚上《大学衍义补》，其中对货币问题的专门论述，反映了当时人对货币现实的思考，折射出的是民间白银货币化的现实。丘浚提出，“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币，而一准上币以权之焉……宝钞、铜钱通行上下，而一权之以银[3]（《铜楮之币》下）。这说明，由于他看到了“朝野率皆用银”的趋势，故主张以银为上币，以银作为价值尺度，建立银本位制。这是符合当时货币流通现实的。其时，白银货币化在社会内部的膨胀，已促使国内出现了海外贸易和移民的热潮，使得货币和财产进一步活跃起来，唤起了人们新的更多的货币需求。长途贸易使国内统一市场逐步形成，并与海外市场连接起来，在这一点上，白银货币需求量的增加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白银功能的扩大和流通的要求，社会对于白银的需求量也日益增长。在这种态势下，白银供给方面又如何呢？除了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社会原有白银储藏之外，白银的来源不外有二，一是国内的白银矿藏资源，一是海外贸易通过商品交换而得的外来资源。我们首先看一下国内矿产资源方面。 明朝从开采银矿方面得到的收入，可以从《明实录》中找到比较完整的记录。自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至正德十五年（1520年），除了个别年度以外，《明实录》中均载有每年的银课收入。虽然自成化二十三年到正德十五年的记录是将银课和金课合计的，但由于金课数量很少，只有几十两，所以银课是主要的。在全汉升研究列表的基础上，为了分析方便，笔者试将所知各朝银课综合列表于下[4]（P602-610）： 各朝 银课收入（两） 太祖朝 75070 太宗朝 4934898 仁宗朝 212864 宣宗朝 2308058 英宗朝 930833 宪宗朝 1424020 孝宗朝 983312 武宗朝 526720 总计：11395775 由上表中可以看出，明太祖朝银课并不多，这主要缘于当时治国方针是厉行节俭，不事奢侈，没有大力开采，所以征课也较少；而明太宗朝与宣宗朝则是明朝银课收入最多的时期，宣德九年（1434年）达327608两，是永乐元年（1403年）80185两的4倍多，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29830余两的11倍稍低些。但值得注意的是，银课数字并非是直线上升的，而是有升有降的。明英宗朝以后，银课收入明显减少；明宪宗朝有所上升；自孝宗至武宗朝，又呈完全下降的趋势。这是从总体上而言的。如果具体来说，如弘治二年（1489年），银数是宣德十年（1435年）以后最高的，但也不及宣德九年的一半。 据此可知，明朝每年平均的银课收入，大约在10万两左右；进入明后期，实际上已不足10万两。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应该考虑进去，那就是实际银课征收中的陪纳现象。根据陆容的《菽园杂记》记载，浙江银课在洪武年间是岁办2870余两，到永乐时增至77550余两，为洪武年间的27倍多；宣德时再增至87580余两，即又增加了1万两。可是后来据镇守太监李德和兵部尚书孙原真上奏，实办银为25790余两，陪纳为61780余两。于是，正统年间缩减为38930余两，实际上这个数字也难达到；到了弘治二年，只办10841两[5]（卷11）。这说明，征课数字高，并不等于开采量高；征课数字激增，实际开采量并没有激增，而是陪纳增多了。
